1，不自由，不宽容。
因为封闭，守旧，求稳，小地方变成一个庞大的玻璃罩。在这个罩子里，一切以和为贵，以集体为重，以表面的风光为荣。
个体的个性化，自由意识，对权威的质疑，对固有观念的挑战等能力，都会被压抑，然后慢慢被环境所消解。
而思想的不开放，必然也导致身心的不自由，对他者与自己的不宽容，道德绑架，窥视成风，一如楚门的世界。
生活成了一场漫长的表演。
每个人，都是没有作品的演员。
2，资源匮乏。
人文的。物质的。社交的。
当年在小县城，犹记得对周围人说，想看一场话剧。被骂装逼。因为没有，便认为不存在。
环境以其强大的趋同性，让每一个特别的人，慢慢地万众一心。
就像一口千年火锅，原本都是下锅菜，煮着煮着，都成汤料了。
倘若你是一个异类，那么，必成《刺客聂隐娘》中的青鸾：
一个人，没有同类。
3，关系至上，能力靠边。
不论是非，只论亲疏。
不看高下，只看背景。
不重能力，只重潜规则。
原本在事业上奋斗的，都改在人际关系上奋斗。
原本勇于担当的，都在各种后门里来回。
4，反智。
反文艺。
反思想。
反知识。
遇到争执，对言说者态度的在乎，远大于对是非、对错和真相的在乎。
犬儒主义者遍地，不仅自己不相信奋斗，反而以过来人的姿态，嘲笑奋斗。
最后，形成一种怪异的审美：以粗鄙为美德，以堕落为常理，以邪恶为个性。
5，生活没有质感。
敷衍过了工作日，周末或夜晚，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只有麻将、淘宝奔跑吧兄弟。
要么聚众喝酒，一边花式灌酒，一边在酒桌上寻找出轨对象。
要么八卦成性，蜚短流长，舌头在各种人的下半身来来去去。
6，缺乏界限。
随意打探隐私。
你为什么不结婚？你多少钱一个月？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你买房了吗？买车了吗？有对象了吗
公域私域不分。
讨论公共事件或现象时，不出两句，马上改为攻击隐私。
平庸之恶无处不在。
7，拜权拜钱。
不相信梦想，不相信才华，不相信生命存在，自有其意义。
关注点永远是：谁的官职更高，谁的车更贵，谁的房子更大，谁家女孩更鲜嫩多汁。
以上种种，我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活蹦乱跳的例子作佐证。但我想，这是任何在小地方呆过的人，都感觉得到的共识。
自然环境没话说，社会环境太差了。
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路西法效应证明，人在不同的制度中，不同的社会情境里，其意识和行为，都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宽容自由，充满尊重的环境里，我们可能都是身揣小马达，心怀小太阳的有志青年；
然而在另一种守旧的环境里，我们可能就变得暮气沉沉，未老先衰，成为父辈的翻版。
《变形记》里，有一期是林依轮的儿子变形。
他是优雅如王子的男孩，贵族范，文艺气，言谈举止，都可看出良好的教养。
然而，即使是他，在陕西农村里，面对粗蛮无礼的同伴，无法自控地动怒流泪，后来言辞无礼，几乎要打起来。
进入一个环境，一个群体，就进入一种特定的秩序。
你必须顺应这个秩序。
而制度一旦被认同，人的行为必被塑型，亦会影响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
环境改变，规则随之改变，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重构。
这就是津巴多所说的情境的力量。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人性的脆弱彰显无疑，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反观现实，我们也经常看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式的场景。尤其是当人们丧失了自我意识，就很容易被他人、形势、环境等大趋势所驱动。
莫罗说：我们都是自身情境的囚徒。
如果你不想要一个毫无悬念的人生，那，请不要呆在小地方。
去一个广袤的世界里，那里或许压力覆顶，冷漠遍地，势利横行，但自由同样无处不在。
就因为自由，你想生长成什么样，完全在于你自己。
你犯了错，都有机会重头再来。
甚至空虚寂寞冷时，约炮也方便得多呀。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说，小地方也能出人才呀，比如湖南湘潭的某农民儿子。
其实，这陷入了基本归因错误。
人们在考察原因时，具有高估倾向性因素（谴责或赞誉人）、低估情境性因素（谴责或赞誉环境）的双重倾向。
我们单考虑他的出身，却没有想到，他的教育地、起势地、指挥地、以及后来的权力中心，都在都市。
小地方还是大城市？
这是个被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
各有其答案，各有其选择。
然而，我还是觉得，抛去物的因素不讲，在都市生活，我们会更忠于自己。
我们家可二因为重度躁郁症，从《新快报》辞职回万载时，我非常担心，他虽然聪明得欠打，犀利得招人烦，但越是如此，书读得越多，心中越有谱，在小地方就越格格不入。
我说，回去干嘛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不，虽然药没停，状态却越来越差，终于又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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