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春节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新世纪第14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立足“三农”发展新形势，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新思路，为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6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在较大幅度调整结构和部分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短板，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不减。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关注“三农”，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那就是“三农”问题仍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仍会毫不动摇地坚持重农、强农、惠农的政策。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矛盾。过去几年，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粮食进口量也不断增长，不少国产粮食积压在库，导致粮食库存量不断增长。这种“三量齐增”的局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业品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此外，我国农业还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过去，我国农业发展比较注重数量增长，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资源、滥用化肥农药来追求增产。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紧箍咒”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已经难以持续。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挑战，中央一号文件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农村工作主线，抓住了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增加有效供给。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大路货多，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从供给侧的角度看，就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结构、调高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以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提高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并不是简单的少种点什么、多种点什么，或寻求总量平衡，而是涵盖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的一场全方位变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调整结构、调整布局，又要转变方式、创新机制；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是破解当前农业供需结构失衡的必然选择，又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总的取向，就是在“三农”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近些年，我国已经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相关改革尝试。2014年，国家启动了新疆棉花、东北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年，国家又取消了油菜籽的临储政策；2016年，玉米临储政策也不再实行，采取“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这些改革成效初显，增强了人们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心。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虽然开了头，但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数上再理清，在政策举措上再加力。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发力：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只有在牢牢守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这三条底线的前提下，做好迎接阵痛、攻坚克难的准备，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整个供给侧改革当好先锋、提供支撑，才能开辟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境界！
大国策：给政治局讲课的学者系列专访之三
供给侧改革：市场化改革的一次深化
--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凡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对陈东琪都不会陌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陈东琪就不遗余力地为市场化改革“摇旗呐喊”，并深度参与。他多次参加中央高层召集的座谈会、研讨会等，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提出“微调”“稳中求进”等不少观点和主张，很有决策参考价值。
在春节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陈东琪研究员接受了半月谈“大国策”系列专访记者的采访。
深化供给侧改革，把握四个发力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那么，如何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核心就是总书记讲的三句话，即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陈东琪认为，当前供需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需求结构不断升级，但是供给结构还是原来的模式，原来的惯性，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供给侧这一边的体制机制创新，让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需求，从而提高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按照中央部署，今年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如何深化？从何处着手？陈东琪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比如，降成本要持续减税、降费，特别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补短板包括各类基础设施短板，还包括贫困、医疗、教育、文化、现代服务业等软性短板。二是把供给侧改革向农业、农村延伸。三是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四是促进房地产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
陈东琪说，今年要继续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推动改革，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一个更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把市场化改革推进到底
在陈东琪看来，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根本原因，就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前的改革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目标确立之后，就为中国改革往哪个地方走指明了方向。”陈东琪说。
陈东琪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在新时期的又一次飞跃和深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来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口。路在何方？中央给出的解决之道正是供给侧改革。
“我们必须走提高发展质量的道路，特别是要提高供给侧的供给质量，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陈东琪说，现在供需失衡，既有需求侧的问题也有供给侧的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在供给侧，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市场化改革的精神贯彻到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陈东琪认为，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看起来两个字的差别，实际上解决的是整个改革体系构造的核心问题”。
具体来讲，市场化改革将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深化。第一是要素流动由市场决定，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还要打破一些阻碍。二是价格由市场决定，在更多的领域推动价格机制改革。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上，把自己的位定好，不错位不越位。四是反垄断，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地方保护等。
“与此同时，中央也更加强调法治化，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性取向。”陈东琪说，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去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思想的超前派，行动的稳健派
在思想上，陈东琪绝对是超前的。这从他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就可见一斑。
陈东琪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就读。一开始，他的爱好是文学，但1978年偶然读到《人民日报》一篇宣传农村土地承包制成功经验、鼓励改革的文章时，陈东琪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计划经济肯定要改变，国家迫切需要经济学人才。”于是他转攻经济学，并顺利拿下经济学学士学位。
其后，陈东琪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攻读硕士，从此踏上经济学研究之路。1985年他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关系研究》，重新思考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刘国光的重视，陈东琪由此获得更大的研究经济形势和改革的平台，并逐渐崭露头角。
1988年，他出版《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一书，填补了中国“外国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空白，更强化了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维，在学界影响很大。
而这样一个在改革思想上堪称“大胆”的陈东琪，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中却力主稳健。“方向要有，战略目标可以很远大，但实现的过程要注意方式，要考虑优先顺序，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陈东琪说。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在上世纪80年代，陈东琪等就提出“微调”“稳中求进”等政策主张。所谓“微调”，即尽可能采用“经济下行则向上微调，经济上行则向下微调”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障平稳增长。这已成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操作方式。
至于“稳中求进”，近年来被中央确定为经济工作总基调，2016年更是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作为这一理念的首倡者之一，陈东琪深感欣慰。
“这个主张是在1988年，针对当时部分人认为改革要闯关、要快搞的冒进情绪提出来的。我们认为想法是好的，但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应走渐进式的道路。”陈东琪说，“稳不了，进就没有基础；没有进，最终也稳不了。”
以胆识倡改革，以责任固初心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需要思想的拓荒者。陈东琪认为自己很幸运，二十多岁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可以和同学、师长们一道，为市场化改革“摇旗呐喊”，助推这改天换地的巨大变革。
这当然可以说是幸运。但是，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胆识、没有胸怀家国的责任感，这幸运也未必会落在他的身上。
直到1985年、1986年，中国主流经济理论仍把通货膨胀和失业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存在这两种现象，但陈东琪连续发文提出通货膨胀和失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认为这两种现象对效率来说是必然的、必要的。这些观点，今天来看属于常识，但在30年前，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要冒风险的。
后来，陈东琪和樊纲、李晓西、王振中等同学，成立了市场化改革研究小组，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思路影响深远。他还多次参加中央高层召集的座谈会、研讨会等，积极建言献策。
1991年9月至11月，中央领导主持召开了11次理论座谈会，讨论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会上，陈东琪与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一起，深入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提法，指出国家走市场化道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的战略意义。
此外，陈东琪多次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的起草研究，以及1999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四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十三五”规划出台前，他担任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学者，我把我的研究贡献给国家，如果能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一点点微薄的贡献，我就很满足了。”陈东琪说到动情处，以手抚胸，“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深有共鸣。市场化改革虽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在路上，经济学者应担起责任，积极建言献策，把市场化改革推进到底！”
大国策：给政治局讲课的学者系列专访之四
以核心技术创新撑起网络强国
--专访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
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集体学习，清华大学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主任、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近日，半月谈“大国策”系列专访记者来到清华大学，采访了魏少军教授。
魏少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及相关领域专家，兼具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理论功底。国内第一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完全国产化的IC电话卡芯片就是出自他手，他还主持研发了手机专用SIM卡芯片等多项产品。
抓住机遇：网络强国建设事关我党执政能力
“中国在农业时代曾经长期处在全球领先地位，但进入工业时代我们落后了。当前，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机遇。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机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很困难。”谈及我国当下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深远意义，魏少军教授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如果我们党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魏少军对半月谈记者说：“总书记把互联网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联系到一起，我认为他看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互联网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如果我们抓不住互联网，也就抓不住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二是如果抓不住这一脉络，就无法驾驭社会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执政能力就会受到巨大挑战。”
在魏少军看来，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开拓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空间中，即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全球已经有30多亿网民，网络空间仍在持续扩大。
二是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经济总量，全球超过10万亿美元，我国在2.7万亿美元左右，处于世界第二大的位置。
三是给社会治理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之前我们都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在局部地区的问题，影响也是局部的。但是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多等特点，发生的问题一旦上网立即就会引起大量人群的关注，网络的放大作用十分显著。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诈骗、造假等问题也在网络社会中同步出现。这些带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挑战。
四是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当前，网络空间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互联网是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治理和管控好互联网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跟高手过招：核心技术要靠自主创新
我国现在可以说是网络大国，但还不是网络强国。魏少军认为，我国在互联网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如果核心技术是别人的，那么互联网创新就只能是“在别人地基上盖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如何提升我国网络核心技术力量？魏少军表示，必须坚持开放合作的思路，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边界，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技术发展首先有集成性，具有全球生态，好的东西我们应拿来运用，但怎样为我所用是需要智慧的。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深化交流合作，同时参与国际竞争，跟高手过招。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魏少军说，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技术分分类，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同别人合作开发的，哪些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这值得我们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和思考。
弥补缺口：从战略需求高度培养人才
从长远和根本看，人才培养是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网信事业发展的必备基础和先决条件，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所在，“资本已不是大问题，但人才是大问题。我国高端和领军人才非常欠缺，比如集成电路的发展预计需要相关人才50万到60万人，现在全国只有不到30万的技术人员。”魏少军告诉半月谈记者。
据介绍，目前我国微电子技术被设定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下面的二级学科，而二级学科的招生数量都会受到限制。所以，每年集成电路相关的本科生专业招生人数为6000左右，排除转行等一些情况，每年能够进入集成电路专业领域就业的人大概也就4000多人，十年才能培养4万人。在最重要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领域我国现有13万人，实际需要30万人，短期内根本无法弥补缺口。
魏少军对人才存在的巨大缺口非常忧心：“人才培养是需要周期的，现在只好通过在职培训设法把非微电子专业的人吸引到此专业中，但这个过程同样漫长。”
他认为，相关部门应对目前网络强国建设的急需人才进行调研，通过将微电子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方式，尽快提升招生规模，实现人才的有序培养，满足国家战略需要。
摈弃浮夸：做对社会有用的事
走进魏少军教授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获得的各种奖项及聘书。魏少军从学者到企业家再到学者，经历虽多却信念不改：“我的信仰就是做有用的事情。”
在魏少军看来，学者做科学研究不是仅仅为了发表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前沿的问题。“我强调科技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科研工作不能夸夸其谈。”
据了解，魏少军研制出的公用电话IC卡芯片，是国内第一款，在那之前用的都是国外的卡；他还研发了SIM卡芯片，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得我国从智能卡芯片的使用大国变为真正的智能卡芯片强国。
“现在SIM卡芯片大多都是我国自己设计的。2001年，一张SIM卡国外进口卖80元，后来变为27元，现在变为几元，我们的设计打破了国外的垄断。”魏少军告诉半月谈记者，“我们研制出的SIM卡芯片既给国家省钱，更掌握了先进技术。”
魏少军特别强调，互联网带来许多新的思维，对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要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助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要素红利渐失
--开发区，再出发！(一)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首批国家级经开区之一的天津经开区题词30周年。30年前，邓小平同志来到该区第一家投产的外资企业--丹华自行车公司参观后，写下了“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题词。从此，国家级经开区开发开放驶上快车道。
据中国开发区协会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开区和享有相同政策的特定工业园区219个，已由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扩展到全国31个省份。
“国家级经开区无疑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师荣耀说。219个国家级经开区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611亿元，税收收入13062亿元，占到了我国经济总量的11.5%。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的多个重要经济指标2015年增速出现放缓。不过，它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进出口总额这些主要经济指标上，依然占到全国的20.3%、6%、9.6%、10.5%和19.4%，无疑是保障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
三大贡献居功至伟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多个国家级经开区走访调研发现，经过多年发展，这些区域普遍具备了工业基础雄厚、世界五百强企业聚集、产城深度融合等外在特征。在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盛、宁波经开区管委会巡视员王一鸣、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等人看来，国家级经开区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内在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我国改革开放聚集了资本。王盛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最缺乏的要素就是资本。各个国家级经开区初期以利用外资为主，迅速成为跨国资本聚集地。正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大都成为当地的关键经济增长点，这一现象延续至今。
天津经开区经济总量占到整个滨海新区的近一半。从摩托罗拉、三星、康师傅，到大众汽车、诺维信、霍尼韦尔，近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该区投资项目230多个。仅2016年，就有总投资195亿元的一汽-大众华北基地、新增投资54亿元的一汽丰田生产线、总投资110亿元的中沙新材料园等一批外资项目落地。
二是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带来了人才和技术。国家级经开区作为中国对外开发开放的前沿，也是海外学子回国创业的首选。陈青洲说，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2500多家企业中，除去外资600多家、央企地方国企及科研院所200多家，剩下的1700家大都是归国留学生及本土人才创业企业，他们对新兴产业的敏感性强，创业的积极性也高。
国家级经开区已成为我国无线通讯和计算机行业的主要聚集地。王盛表示，摩托罗拉在最辉煌时曾经带出了一支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优秀的通讯行业人才队伍，后来华为、小米等品牌的研发人员近八成都曾在摩托罗拉供职。
三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创新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国家级经开区的优势关键在于其背后的一套体制机制。”王一鸣指出，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国家级经开区率先提出的开放理念、高效的政府运行机制、探索的市场经济做法才是更有价值的“大有希望”。
土地有偿出让制度、审批制度改革、政府“一站式”服务等在目前看来通行的做法，很多都源自国家级经开区的解放思想，这在当时要冒很大风险。从产业开发区，到产业聚集区，再到产城融合区，国家级经开区始终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担负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试验田的重任。
改革红利释放殆尽，转型升级瓶颈凸显
随着国家级经开区步入“壮年”，发展的瓶颈逐渐显露。一些开发区基层干部反映，原有政策红利释放殆尽，土地、人口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新常态”下正普遍呈现出增速下滑、转型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成都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程果说，有的国家级经开区对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偏少，对研发企业的引导力度不够，区内政策缺乏创新活力。广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学伟说，近年来，开发区普遍注重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为未来积蓄潜力，但生物医药这种新兴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见效慢，整个开发区转型步伐变得迟缓。
与此同时，追赶效应正被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取代。王盛说，国家级经开区30多年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追赶效应的结果。但随着追赶效应持续衰减，以招商引资形成大规模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进入到瓶颈期，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显现出来。
“可以招商的项目‘僧多粥少’毕竟有限，对于仍然主要靠外延式助力的开发区来说，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在烟台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闫庆华看来，首批国家级经开区普遍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占比低的问题，增长后劲不足。
此外，要素成本上升，传统优势濒临丧失。在王盛等“老开发”人眼中，开发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体经济正面临土地资源匮乏及人力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企业综合经营成本不断上升，作为实体经济主要承载体的开发区首当其冲。
王盛判断，产业链中低端成本敏感型行业及企业选择开发区投资发展的比较优势已经基本丧失。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些此类外资项目选择关闭在开发区的工厂或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而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部分发达国家。
“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中国开发区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优势并不容易。”王盛感慨道。
孙学伟还表示，近年来，康师傅方便面、可口可乐、青岛啤酒等销量增速均出现大幅下滑，而这些企业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传统投资“大户”。快速消费品企业日子难熬，开发区同样难以独善其身。
改革供给侧，引领新常态
--开发区，再出发！(二)
当前，尽管国家级经开区进入发展瓶颈期，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在我国新一轮转型发展中依然重任在肩。在对国家级经开区的走访调研中，半月谈记者发现，国家级经开区仍将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平台，实现供给侧改革的主阵地，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为充分发挥国家级经开区在新时期的关键作用，释放发展活力，国家级经开区基层干部和专家纷纷呼吁，要多措并举，综合发力，推动开发区再创辉煌。
发力点一：重塑制度创新优势，打造高效服务型政府标杆
“国家级经开区是昔日改革的先行者，也依然要做未来改革排头兵。”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盛说，开发区应坚定不忘初心，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不断摸索新时期制度创新优势，为闯过经济下行周期趟出一条可行的路径。
烟台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闫庆华、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迎军等认为，当前，国家级经开区在打造高效服务型政府上应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再造审批流程破解“万里长城”上。要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管理层级，真正以服务而非单纯管理的面貌出现。统筹调配好市场各方面利益，构建起新型政企关系。同时，自身做好加减乘除：服务做加法，审批做减法，改革做乘法，干预做除法。
发力点二：加快动能转换，发展动力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
对于二产过于集中的开发区而言，转型升级已是刻不容缓的战略选择。须坚决剔除不愿改、怕担责的心理，宁可承受一些眼前利益损失，也要为开发区的未来早做筹谋。当务之急应推动各国家级经开区率先从工业园区向科技园区转变，在转型升级中坚持腾笼换鸟与筑巢引凤相结合。
而对于开发区存在的大量传统产业，关键是要推动其技术、工艺、产品升级。杭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马佳骏指出，开发区深挖内部产学研合作潜力很有必要。他举例说，杭州经开区可用土地只有50多平方公里，仅学校就占了12平方公里。从生产角度看，学校对开发区贡献有限。但如果给予产学研一定政策倾斜，学校科研成果就有可能就地转化为生产力，为传统产业升级输送源源不断的技术与智慧。
发力点三：政策与服务配套，构建创新创业高地
创新创业是国家级经开区转型的又一契机。与城市中心高昂的办公租赁及生活成本相比，部分开发区反而存在新建办公楼宇闲置的问题。国家级经开区与双创融合，一方面，落户开发区的初创企业和新型技术是地方发展的潜在动力源；另一方面，开发区完善的办公配套环境与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为双创提供了优越的孵化环境，两者互为补充。
记者在天津经开区采访获悉，该区为支持创业推出了“科技创新券”，创业者凭该券就能向服务机构购买创业辅导、法律咨询等服务，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如果经开区能给予更多类似创业扶持及融资帮助，初创企业的存活率将大大提升。
发力点四：避免一哄而上造成产能过剩
在房地产市场的疯狂中，制造业的国家产业根基作用越发凸显。闫庆华说，对于国家级经开区而言，保持高质量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必要，不能因为其盈利性差而放弃，关键是在产业升级中促使制造业追求高端，确保其根基作用永不动摇。
从宏观层面看，对现有开发区尤其是新建开发区进行功能划分很有必要。近年来，航空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云计算产业园等不同概念先后成为不少开发区追逐的目标，真正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的却凤毛麟角。
“不要苛求一个模子刻出所有开发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建议，国家级经开区应从城市建设的千城一面中吸取教训，选择合适的产业路径发展，避免一哄而上，警惕被国外IT企业“绑架”。
河北省开发区协会会长胡仁还提出，目前多数国家级经开区在地方发展上一马当先，随着项目逐渐摆满，有扩区的迫切需求。他建议，将开发区合理扩区纳入制度化的评价流程中，而不是让开发区自己找“路子”，形成“灰色利益”寻租空间。
求解三大考题：存与废、增与减、绿与黑
--开发区，再出发！(三)
近期，九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围绕当前国家级经开区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回归、政策功能弱化、绿色发展矛盾等焦点问题吐露心声。他们希望能将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营造相对公平的区域发展环境，建立必要的退出机制，助力国家级经开区再创辉煌。
存与废：开发区原有体制机制是否还要存续？
与30多年前国家级经开区刚兴起时，百废待兴的干事创业环境不同，从当前体制机制看，开发区内制度化交易成本正在上升。随着机构职能从属、办事效率下降，开发区单独存在的必要性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开发区原有的“不给、不管、不要”的扁平化、大部制政府构架非常适合产业及企业的发展。但现在，很多开发区要么与行政区合并，要么被行政区管辖，继而要求上下一致，就必须不断增设机构、职能，这就导致管理层级越来越多。
我国东部某国家级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有一种突出的感受：过去各地举全市之力发展开发区，开发区工作通常是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副市长或市委常委大都兼任开发区领导，政府重视加上社会关注，所有资源、政策都向开发区倾斜。但近年来，部分开发区进入到国家级新区框架中，尽管开发区依旧是主体，但新区出现后，开发区就与直通市级的体制之间出现断层，层次被压低，行政效率下降问题凸显。
“开发区在较低的层次中如何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这是开发区面临的核心体制问题。”大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刘德春说，有人认为开发区灵活的体制机制容易滋生腐败，但二者之间显然并不能画等号。
宁波经开区管委会巡视员王一鸣、烟台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闫庆华表示，开发区之所以能不断发展，靠的正是体制机制高效、灵活的优势。随着不少国家级经开区与行政区合并，原有体制优势有向传统政府回归的趋势。闫庆华以行政审批为例称，现在有的投资项目从审批到投产，短则18个月，长则两三年，企业根本等不起。
多位开发区负责人认为，过分强调顶层设计，将使开发区失去原有的创新能力。实际上，中央强调的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互动，但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探索失败的责任如何划分。何为敢担当，何为乱作为，缺乏一条明显界限。如果开发区在体制机制上与传统政府无异，那么终有一天将被撤销，这也是基层开发区人所担心的。
增与减：优惠政策是否能延续加码？
近年来，原有政策优势的不断弱化让国家级经开区“带头人”们倍感焦虑。大家普遍担心，一方面部分开发区，特别是较为落后的开发区患上了优惠政策的“依赖症”，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是发展较好的开发区，与新兴政策“洼地”间正在拉开差距，前进步履维艰。
“如果没有政策优势，开发区会处在区域竞争的显著不利地位。”一位开发区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其实，各开发区都意识到不能养成政策“依赖症”，但从自贸区看，政策导向作用依然很强。作为印证的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仅半年，新设企业就达7700多家，相当于其前身上海综合保税区20余年总和。
不只是自贸区，有开发区负责人指出，近期高新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优势叠加，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非常强，如果只是开发区自下而上单兵作战，恐怕难以突破。”该负责人称。
上海闵行经开区运营商上海地产闵虹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冯晓明表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体量大，产业、地域涵盖广，一旦国家需要采取经济调整举措，如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选择国家级经开区作为抓手也更容易体现国家意志。这既兼顾了经济效益，也平衡了社会效益。从这个意义而言，对开发区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依然是必要的，而且关乎大局。
杭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马佳骏、广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学伟、刘德春等负责人也认同，开发区最终还是要从吃“政策的奶”转向吃“市场的奶”，寻找和培育内生动力。
对于目前仍留在开发区以及今后希望落户开发区的企业来说，它们看中的绝不仅仅是优惠政策，更是对产业配套、区位优势、政府服务的综合考量。随着开发区自身优越性的不断释放，优惠政策的光芒最终将被覆盖掉，这样的开发区才是有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
绿与黑：青山绿水与经济发展是否矛盾？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作为国内众多开发区中的排头兵，国家级经开区通过设置投资强度和提高招商门槛，启动“责任关怀”制度，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正在走出污染的拖累。但不容忽视的是，工业企业偷排、意外灾害带来的污染仍时有发生。
“污水处理是摆在开发区转型发展面前的一道坎。”王一鸣说，宁波经开区每天要处理超过35吨污水，但对于一般刚起步以及县一级开发区来说，即便每天5到10吨的处理量都难以盈利。
孙学伟指出，随着各地开发区产城融合的深入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反倒是越来越多开发区内投产多年的企业被新建居民区“包围”。后搬至此的居民提出了工厂搬迁的要求，类似社会矛盾在基层较为突出。由于企业搬迁费用高昂，开发区也束手无策。
为寻求开发区环境治理的突破，一些国家级经开区选择了抱团取暖。2016年8月，由36个国家级经开区共同发起的中国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在天津成立。
“宁舍短期经济小账，也要保环保社会大账。”成都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程果表示，开发区不应是产业结构落后、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污染的代名词，青山绿水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结合体，而应是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引领者。
专家视角：更催老树发新枝
--开发区，再出发！(四)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进一步发挥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引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强对各类开发区的统筹规划，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开发区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增强开发区功能优势。
激励与容错机制不可少
要实现国家级经开区老树发新枝，首先要打破已经固化的思维定势及利益依赖，为进一步改革创新松绑。
当前，国家级经开区说开放多，谈改革少，正面临新的体制束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等专家认为，开发区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改革先行军的角色，但在多年积累下来的“功劳簿”面前，部分开发区向前闯的干劲、拼劲在减弱。怕担责的心理“包袱”已经出现，改革开拓创新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如何建立新的改革激励机制及容错免责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各界针对国家级经开区存与废的探讨表明，开发区需要重拾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说，在自贸区、保税区、高新区林立的今天，开发区亟须校准新的发展方向。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指出，当前国家级经开区应紧跟制造业变革趋势，巩固中国制造比较优势，在调整总量、优化增量、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工夫。
专家普遍认为，在美国发力促进本国制造业回流的过程中，对国内实体经济领域进行合理有度的政策激励是必要的。2017年，自贸试验区红利在全国扩围将成为重头戏，考虑到各地发展不均衡，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成为承接载体，率先分享开放创新带来的红利。
考核评价体系应更合理
这些年来，招商引资始终是悬在国家级经开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这直接牵扯到能否做大经济总量，乃至国家级经开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与评价。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国家级经开区应探索从招商引资向“引资购商”转变。
2014年底，国务院正式下发“62号文”，提出将对地方违规优惠税收政策进行统一清理，曾引发不少开发区强烈反弹。汪玉凯表示，“引资购商”战略是指根据实体经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需要，获取世界技术领先企业所有权。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级经开区，完全可以以它们为投资主体，对全球的行业顶尖企业发起投资、并购，并按自身产业布局的需要，将企业引入区内。
针对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等不同创新体制之间的评价体系建设，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以制造业立足的开发区，其经济增速很可能难以媲美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新区及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自贸区。未来，国家对开发区的综合考核与评价如何展开，也需通盘考量，合理定性。
拒绝产城割裂才能走更远
国家级经开区不应只是工厂林立的工业“森林”，还要有人气、有生机、有活力。为此，专家建议要加快国家级经开区的产城融合，避免开发区沦为一个个“空城”“睡城”。
任浩说，仅靠厂房、机器难以留住人才，未来的开发区应当是产业与城市的完整融合体。不但应有基本的生活配套，还应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一定的历史积淀和成熟的商业配套。
成熟的开发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定居、创业、发展。越来越多人群定居将衍生出第三产业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聚集更多人群。在产业的互相促进中，开发区才能得到长远发展。
此外，面对侵袭国内众多城市的雾霾困扰，主要承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家级经开区也须有所作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说，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的目标应是打造生态工业园区。园区中的所有工业企业都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不同工业企业之间要实现共生代谢以及物质、能量的梯级利用，同时园区应实现基础设施的共享。
专家还建议要严格限制国家级经开区的污染排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陈耀等专家就提出，探索在国家级经开区建立退出机制，对环境污染实行一票否决，使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打击传销缘何陷入“割韭菜”困局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一直对传销活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但传销活动屡打不绝，陷入传销分子“遣而难散”、公安机关“劳而无功”的困局。
屡打不绝成社会毒瘤
在2016年12月的一次严打传销大规模行动中，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公安、工商等部门，在广阳区南尖塔镇捣毁传销窝点50余处，遣返1200多人，解救30多名被困传销组织人员。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廊坊已捣毁传销窝点1000多处，遣散传销人员超过1.8万人。但在一些城中村等区域，传销回潮，屡打不绝，成为一大社会毒瘤。
廊坊地处京津两大都市之间，所辖10个县(市、区)均与北京或天津接壤。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传销多集中在环京津的廊坊市城乡接合部、城中村里，那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交通方便，为传销活动滋生、传销人员流转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河市公安局副局长、燕郊治安分局局长赵明志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传销分子聚集区域，入室盗窃案件频发，传销分子几乎什么都偷，如食物、日用品、被褥、锅碗瓢盆等。一些传销分子在聚集窝点难以吃饱，饿极了经常跑到周边农田，偷摘果瓜蔬菜、玉米棒子等充饥。
近年来，少数传销分子暴力化倾向抬头。传销引发了非法拘禁、绑架、强奸甚至致死等暴力刑事案件；传销团伙与民警群体性对抗增多，袭警行为时有发生；有传销分子对他人采取泼凉水、电扇吹等方式长时间折磨，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一些传销团伙男女混住，群居群宿，生活设施简陋，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打击传销陷入“割韭菜”困境
多名长期在一线参与打击传销的民警表示，目前打击传销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销分子“遣而难散”、公安机关“劳而无功”等现实困难，导致打击传销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难以根绝。
半月谈记者采访获悉，廊坊等地将打击传销作为整治社会治安的重点内容，持续多年开展不间断严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很难落实。
廊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张洪彬说，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对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标准过高，一些传销分子钻法律空子，抗打击能力较强。办案中，相关部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抓获数百人，但往往只能刑拘几个人，最后还难以通过检察院批捕、法院判决，只能教育遣散，就像“收了一桶脏水没法处理，最后只能重新泼出去”。
另外，传销分子大都被深度洗脑，经常前脚刚被遣散，后脚再入传销组织，难以根绝，相关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多位公安民警表示，现在打击传销的法律“头重，没有脚”，严重传销犯罪才有刑法规范，但目前绝大多数传销活动达不到立案条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销行为规定不够具体，导致传销活动实际上违法成本极低。传销分子被抓获后往往毫发无损地被遣散，对公安、工商等部门毫不畏惧，有的甚至大摇大摆出入派出所;一个窝点被摧毁，过几天换个地方又卷土重来……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综合治理
完善法律法规，实现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专家建议，将组织上课、管理寝室等传销组织领导人员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范畴。
完善打击传销体制机制。在传销猖獗地区，应由巡特警、工商局、经侦支队、派出所等组建专门打击传销队伍，对传销窝点每日巡查，及时发现驱散；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时，走扁平化审批手续，快速定位被控制的传销人员并实施解救。
强化社会综合治理。采取“强化房屋出租管理控制传销”、建设无传销社区、无传销县等措施，防止“一个窝点摧毁，转移到另一个窝点；一个县市呆不住，转移到另一个县市”；强化村委会、街道办、工商所、派出所、片警等责任，对房屋出租户实施断水断电、警告、罚款等处罚。
当前不少传销参与者是三四类高校毕业生和年轻打工者，对这个群体应加强反传销教育。
480个村田野调查：莫用城市克隆乡村
近年来，美丽乡村、历史文化名镇等项目在各地快速推进，一批村镇旧貌换新颜;但同时，“千村一面”“仿古村”等现象使乡村风貌保护工作堪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张立带领团队对全国13个省份480个村开展了田野调查，涵盖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近郊村与远郊村、民族村与传统文化村等48个村落类型。
乡村风貌现四大危机
半月谈记者：乡村风貌的危机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张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乡村风貌正在遭到不同程度冲击，面临多重危机。
首先是乡村风貌城市化、趋同化。调查发现，乡村建筑风格凸显出难以阻挡的城市化趋势，城市审美取向广泛介入乡村建设。村庄面貌正变得样板化：传统民居不断被拆建成独立式小楼房，传统夯土建筑不断被建成砖瓦房……
其次，仿古、仿洋盛行。部分村庄为迎合游客忽视当地环境风貌和气候特征，建设休闲度假区，一味模仿西式建筑或所谓中式建筑和乡土建筑;更有一些村庄在建设中仿制了大批假古董，或是仿宋一条街。
第三是场所景观杂乱化和人工化。目前不少村庄场所景观建设处于低层次阶段，粗制滥造，难以与自然景观融合。一些开发者热衷圈地造景，将自然田园景观变成人工化游乐园。
第四是缺少社会人文风貌支撑。调查发现，传统乡村社会正处在解构过程中，村庄“空心化”不仅造成乡土建筑等物质环境维护翻修艰难，也导致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接续困难。历经千百年的乡土记忆和习俗有可能中断，将使“乡愁”的展现失去其乡土特色。
乡村保护存三大困境
半月谈记者：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张立：传统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调查发现，年轻人对村庄普遍缺乏认同，传统文化甚至被认为是封建和落后的。年龄越小的村民，越想迁出农村。访谈数据显示，45%村民认为村里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地方，认为传统民居有文化价值的仅占12%，觉得祠堂庙宇有文化特色的约占28%。
政策干预不当。由于农村项目建设和考核周期短，一些地方政府推进工作时希望短期见效，忽视文化底蕴、特色挖掘和群众真正需求，而追求“短平快”的面上成绩，如外墙修饰、道路美化等，很多几百年沉淀形成的“斑驳”墙面被粉刷一新……
学科理论研究滞后。长期以来，乡村规划学科建设与研究处于相对薄弱地位，在不少地方实践中，出现了以城市规划手段建设乡村的现象。
美丽乡村需六措并举
半月谈记者：传统一旦丧失将难以挽回，乡村风貌保护有哪些策略？
张立：如果农村变得千篇一律，损失的是民族的文化传统。怎么做？一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于城乡接合部一般乡村，要纳入城镇统筹规划；对于有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要为维系和传承其文化价值创造条件；对于有自然山水和田园景观特色的村庄，要整体保护。
二要突出村民主体。村民是村庄的建设主体，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资本和村民三方应协调互动，注重培育并发挥民间团体的功能。
三要将传统传承与时代相融。既挖掘地方特色，又与时代相融，如此才能增强文化自信。
四要保护与发展并重。对于乡村风貌保护而言，其前提仍是人居环境的改善，否则，破坏风貌的驱动力就永远存在。要统筹安排乡村建设项目资金；创新政府支援的组织模式，提高支援效能；改革政绩考核激励机制，并注重激发村庄内生改造动力，共同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五要加强理论研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学界要加快乡村规划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为各地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引。另外也要提高政府各级决策者、实施者的审美素养，避免“好心办坏事”。
六要立法保护乡村风貌。法国、日本、韩国已相继制定相关法律，明确景观风貌的公共财产属性，保护各自的“历史风致”。对于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而言，立法保护乡村风貌非常必要。
悬“网”诊脉渐走红，网络问诊太任性
不出门、不排队、不挂号，坐在家里通过电脑就能与专家对话，问诊病情、安排方案、甚至开方抓药，近年来“隔空看病”的网络问诊愈发流行。
然而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虽然网络问诊切合当前社会健康需求，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和完善的监管机制、问责手段，网络问诊畸形火热，不仅滋生出新的医疗诈骗，还给百姓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百度”成“医”，上网看病渐走红
29岁的孟芸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前段时间孩子一直咳嗽，在社区门诊打针吃药好多天不见好转。可大医院人多嘈杂，孩子一到医院就吵闹着回家不肯看病。
无奈之下，孟芸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个“冰糖+冬果梨+橙皮”的偏方，给孩子喝了几次后就治好了。
“这种小病问问百度就行了，简单省事还管用。”孟芸说。
记者采访发现，像孟芸这样“有病问百度”只不过是网络问诊的“初级阶段”，更多人则在网上咨询“网络医生”诊断看病，甚至开药方。
记者实际体验发现，只要在网络上输入一些常见病名称，立刻就会弹出大量医疗机构链接，其中很多是医疗问诊网站。一些挂着“专家”头像的窗口不停抖动，众多诊疗广告扑面而来。
网上问诊比较流行的病症，主要是人流、不孕不育、性病等涉及患者隐私的疾病。
不少患者表示，因为网络问诊“保密性”强，不需要去医院面对面就诊，少了很多尴尬。
悬“网”诊脉，“技术任性”潜藏安全风险
通过网络咨询病症，看上去方便省时高效，实际上却滋生风险隐患。
不少“网络医生”在网上将治疗效果吹嘘得天花乱坠，并许诺最低价格。
但一旦将患者吸引到实体医院后，往往“狮子大开口”，治疗费用翻番，患者成为待宰的羔羊。
除了钱财被骗，网络问诊更危及患者生命健康。
“网络诊断难以全面了解病情，极易误诊。”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王宇航说，每位患者的体质不同，同样的治疗方案可能出现不同的药物反应，难以保证诊疗效果。
前不久郑州市民张丽腿上出现不少红色瘀点，她上网问诊并拍了照片上传。“网上医生”诊断是红斑狼疮，建议她吃中药调理。张丽按方吃了4天药，腿上瘀点却越来越多，最后到医院诊断后才发现是血管炎。
大部分患者之所以相信网络问诊，是因为接诊医生大多是“专家”“主任医生”等“大牌”，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家问诊网站上，半月谈记者找到一位张姓主任医师进行咨询。在对方给出一系列诊断建议后，记者追问对方是否为张主任本人，对方回答“我是张主任的助理”。
此前，甘肃省卫计委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在网上为患者解疑释惑的“专家”，很多都是没有行医资质的人。
填补监管空白，引导网络问诊服务百姓
河南省中医院一位大夫说，看病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无论是西医的“视、触、扣、听”，还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在没有当面接触病人的情况下，都难以完成。
记者采访郑州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在巨大门诊量的压力下，几乎每位医生，尤其是副主任级别以上专家，日常接诊都十分繁忙，很多更处于“超负荷运转”，根本无暇在网上回复网友留言，有些医生的个人网页存在“被开通”现象。
法律人士表示，目前对于网络诊疗，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在法律上尚存空白。
“对网络医疗服务与互联网信息咨询的界定，是判断其属于网络医疗服务还是信息服务，并据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说，如何对移动端保管的病历资料进行复制、封存，如何保证诊疗服务提供人的是专家本人，互联网的声明能否构成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有效抗辩事由等，也需要在法律层面得到确认。
一些专家也表示，对“网络问诊”不能一棍子打死，应意识到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就医需要和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型医疗方式。
有关部门要在做好引导的同时，加大对网上行医的监管力度，消除监管真空地带，同时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斩断垃圾跨界偷倒利益链
20000吨垃圾被倾倒在苏州太湖，5600吨垃圾被倾倒在南通河沟，400多吨垃圾被偷倒在徐州山村……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全国范围内被媒体曝光的垃圾跨界偷倒案件就达16起，呈高发态势。
半月谈记者综合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因自身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会选择将部分垃圾交给第三方处置。一些承接垃圾外运处置的外包第三方并不具备相应处置资质；部分外包第三方还常常从地方政府接手外运处置生意后，转包给下游。
在2016年12月宣判的上海垃圾偷倒无锡惠山区一案中，没有运输处置垃圾资质的徐某轻松获得了垃圾处置权，并以每吨48元至78元的成本对垃圾进行处置，而当时处置这些垃圾的市场价约为每吨286元。
“我也不管是什么货，只管运！”2016年7月，运送垃圾到苏州太湖西山违法倾倒的“安航机00008”船主对调查人员如是说。该案中，“中间人”可以从中获利每吨至少30元，为垃圾寻找倾倒地点的人获利每吨约5元。
“按理说，垃圾车是不能乱走的！”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简祖江说，垃圾应该运到政府指定的焚烧厂和填埋场，没有运输服务许可证是不能运送垃圾的，更不要说运到外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国内的垃圾偷倒与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权责不分、监管不力有关。宋国君指出，生活垃圾跨省外运都设有转移联单制度，即使输出地将垃圾外包给第三方后，垃圾产生地环保部门也负有监管之责，接入地环保部门可直接处罚偷倒企业。
“应当将所有垃圾纳入监控。”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副教授吴军举例说，快递查询功能都能细化到物流节点、揽件员、快递员，同样的技术能否植入到垃圾处理中来?这样，监管部门可以实时掌控垃圾动态。
大数据也可以为监控垃圾去向助力。万德福公共设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三涛说，业内已有企业在做垃圾的大数据，通过传感器的数据搜集，从垃圾被扔进垃圾桶到垃圾进入焚烧厂、填埋场都可以全程记录。
宋国君认为，现实存在三四线城市垃圾焚烧厂吃不饱，而一二线城市垃圾无处安放的矛盾，这就需要垃圾处理实现区域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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