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部国产片迅速“火”起来，从点映之初便好评如潮、票房激增，豆瓣评分9.0，首映日累积票房破3亿，业内外人士普遍点赞，颇有“爆款”潜质。说到这，你或许已经猜到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我不是药神》。没错，今天我们就聊聊它，聊聊医疗体制改革。
以下为正文：
《我不是药神》，病不起的中国人
俗话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坊间流传着这些“经典”的段子。7月2日，全国健康扶贫三年攻坚工作会议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因病致贫返贫户达388.2万户，折射出了国人“病不起”的现状。
《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江苏私企老板陆勇，是一名慢性白血病患者。他吃了两年瑞士进口的正版“格列卫”(每盒售价2.35万)，总共花费60万人民币，这让中等收入水平的他倍感力不从心。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了解到印度有种疗效相当的仿制“格列卫”，每盒200块的售价跟正版药相比，简直是病友福音，他把这款药通过QQ病友群推荐给了广大急需药物的白血病患者，一来二去，他成了病友群的“印度代购”，由此卷入了生活和法律的漩涡中。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一位身患白血病的老太太被警察扣押时说的一段话，直指人心：“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吗。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药的人还不知道吗?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这部电影切入中国人病不起、死不起、因病返贫、高价药不堪重负的现实困境，很写实，“以药养医”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道硬坎。“天价”抗癌药，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导致众多患者一病致贫，为看病倾家荡产，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主要原因。那么，患者就必然要为这么贵的药埋单或是在被病痛击垮前，早早被生活判下“死刑”吗?不一定。
首先，要放宽医疗服务的准入制度，用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调控医疗市场，释放我国医疗服务巨大的供给潜力。很多问题都是非市场化造成的，由于非市场的政策，很多民营资本无法进入医疗领域，从而减少医疗服务的供给。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所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基本的政策着眼点就是动员更多的资源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之所以有巨大改善的基本经验”。任何效率都是通过竞争出来的，新药专利期到期后药价会断崖式下跌，放宽市场准入制度，使得与专利药生物性、有效性一致但便宜很多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药品的价格会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低。
其次，要严加把关新药审批。同是新药审批，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这一数字差异，反映出两者对新药认定和新药审批权力的根本差异。而正是新药审批权力的滥用，导致为民众谋求福利的行政降价力量败给了审批力量。之所以药品价格越降，百姓购药的费用却越大，中国药品审核体系的扭曲是重要原因。尽管一些药品的价格按照国家规定降低了，但是在药品审查体制上存在着巨大漏洞。企业完全可以“老药翻新”，换一个包装，一个名称，老药眨眼间变成了新药，而获得单独定价的权力，不受降价令约束。
第三，国家还可以加强立法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按照约定，各国可以在本国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即使是专利期内的药品，也可以进行强制仿制。在欧美市场，对于超过专利期的药品，迫于仿制药竞争压力，药厂多会主动降价，否则销量可能大幅下跌。万艾可在其他国家专利到期后，不乏降价先例。在泰国，万艾可降价约30%，澳大利亚每粒万艾可售价不到20元人民币。如影片中所描述，印度在药物方面是开放“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所以各药店有大量的价廉物美的仿制药可见。中国虽然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出于种种考虑，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中国《专利法》颁布至今30年，未曾实施过一例“专利强制许可”。 而是很多过了专利期的药品仍然采用原研药模式来维持原价，这需要从根本上重视。通过立法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推动市场形成良性竞争环境，生产出高质量的创新药品和仿制药品，让百姓用得起药是当务之急。
我国在加强专利药品创新发展、加快境外新药国内上新速度、推动研发仿制药的同时，也要注重推动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药价可在合理范围内降低，但审评的标准绝对不能降。且给国家一些时间，毕竟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无止境的各类医疗药品的需求。要坚持：虽然道路艰难，但决不放弃给生命一次喘息的机会，让百姓吃药不再两难。
文/覃琪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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