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以下是资先生4月20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沙龙上的讲话整理稿。
我们应该怎样上学
演讲时间：2015年4月20日
资中筠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沙龙上关于教育反思的演讲稿
“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的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受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我觉得也不用讳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考清华确实非常难，考上清华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相当聪明的孩子。我说摧毁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势利眼，因为当下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讲出了什么大官。当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说朱镕基是我同年级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毕业。那一年他是我们的学生会主席，我们当时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记得几年前清华有一次开什么纪念会，有一个人上去说部长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华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业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华。如果一个学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导的方向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属于精神上的摧毁。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生都出国了。所以，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国立大学，然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样，因为是工科大学，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国际接轨，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从小学到大学，也不光是清华，好多学校都这样），培养的是一种趋炎附势、嫌贫爱富的精神，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至于说赞助费动辄几十万，这些绝对是教育腐败，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可是现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掌控之内，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管。如果这样的话，根本没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我有过一个说法，可能说出来很犯忌。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垮台，一是因为腐败，二是因为腐败还不彻底，就是说官场是腐败，而整个社会没有腐败，教育、文化、新闻界没有腐败，知识分子没腐败。所以他们还追求正义，觉得受不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所以要想办法反对它。还认为有另外一个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区去了。因为社会上正义感比较强，但如果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腐败了，连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都腐败了，没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见怪不怪，也不会有人拍案而起，要改变这个社会。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公民课改修身课是日伪时期”
我上公民教育课没几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时，学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记得一二年级有一些。其实公民教育没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仅仅是在家里做一个好孩子，还包括在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好孩子。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沦陷以后，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伪教育局。当时日本的政策对农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压，不是这样。它通过伪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们的课本也不是都改成“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把课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话文，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一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课改成“修身”课，讲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我后来想来觉得很奇怪。现在说爱国教育要发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国”拿出来。而过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节义的内容，日本曲线奴化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但它无论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点，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没什么感觉，不会抵抗。因为古文里面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家长辈过去在私塾所学的内容。当然，岳飞、文天祥等的民族气节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实际上也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也许是因为伪教育局是中国人在做，可能是一个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些内容他们绝对不要。抗战胜利之后，从后方来了一大批学生，比如西南联大附中、南开中学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续国民政府教育的学生，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新文学念得比我们多。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学时作文的题目是文言文，题目我还记得，《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树德说》。可刚复校的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头两年还联合招考，只是录取分数线不同）高考不许做文言文，只许作白话文，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题目，《我的中学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为我在学校里做的比较多的是文言文，这样可以发挥，能够瞎拽，但这么一个题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华大学没考上，因为我的长处都没考好。我数学特别好，但五大道题目里面有两道几何，我证不出来，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刚到家就想起来应该换个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气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来，但当时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来。所以我特别觉得一考定终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转学再考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的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
但现在麻烦就在这儿，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学生如果这样教出来，其中一部分会变成老师，更大一部分会变成家长。按照这个路子，就越来越下滑了。为什么在文革这么乱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儿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还是原来培养出来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来反右把他们刷下来贬到中学去，我觉得那些老师好得不得了，非常敬业，还是原来的教育思想。可是这一代人早就过去了。现在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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