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说知道结局会怎样就不去做。人生百年，终有一死。难道因为我们知道注定会死就不好好活着了吗？不是因为知道了结局才去做，而是做了才会有更好的结局！
我有一个朋友，喜哲学好思辨，最常用的口头禅有两个，一为“不就是”，二为“又怎样”。这两个说法看似平凡无奇，其实杀伤力超强，前者消解一切理论差异，后者取消所有行动意义，双“枪”在手，连环出击，无往而不利。
前不久他来信说：“近读《杨宪益传》，开始慢慢了解那些不曾知晓的历史但转念一想：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谁比谁更具道德优势呢？再者说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力知道真相，但或许不了解真相反倒比了解好了解了又怎样？或者继续遮掩，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种对人们更好，却也为未可知。”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从中发现“不就是”与“又怎样”的踪迹：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所以，谁都别太把自己当根葱，充其量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了解真相或许是重要的，但了解了“又怎样”？既然行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注定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还不如在一块红布下安心地过活，如果慧根足够，没准还能在“红尘白浪两茫茫”的自我慰藉中过上幸福人生。
“不就是”与“又怎样”的逻辑看似深刻，但仔细想想错漏百出。谁说五十步和一百步没有区别？“西红柿是水果”和“西红柿是板凳”，都是错，但此错与彼错何止五十步之遥。类似地，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也是意识形态，同为意识形态，二者当然有云泥之别！
除了“不就是”与“又怎样”，这个朋友还钟爱另一个有趣的句式：“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这句话时常让我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名言：“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和所有名言的命运一样，人们只记住了这句话的上半句却忘了下半句：“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某种意义上，狄更斯的这个观点恰好可以为我这位朋友做注脚：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自己的时代充满焦虑，因而常有“现实是很坏的”乃至“这是最坏的时代”的感慨，可是这种以“最”表达的感慨没准只是一种幻觉，究其根本，每个时代都差不太多“现实向来是很坏的”。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时代特别地责备求全，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和我们息息相关、须臾不分，我们忧心忡忡，并非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身陷其中，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寄托其上。
在一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社会里，这样一套说给自己听的道理不仅“深刻迷人”，而且有助于安抚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愤怒感。相比之下，在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疯子为那个被自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的自杀理由就显得太过直白和浅俗：“生活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这种非要撞出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逻辑一点都不中国。
孟子在和弟子公孙丑探讨仁政的时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的这套道理有没有说服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善良淳厚的中国百姓一直在抱着最深沉的“不忍人之心”去体恤统治者，总是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寻找开脱的理由。
“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对错是非，往往就在这一转念间模糊了界限，进而为自己的犬儒主义赢得了许多绕来绕去的理由与借口。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长期劫持的人质，不仅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而且会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从犬儒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转变简直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我曾经劝告那位朋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没法用三言两语打发，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最初级的语言习惯做起，比方说，一个月内禁止自己使用“不就是”与“又怎样”，在“一转念”思考更复杂的问题之前，先诉诸自己最直接的是非善恶感。没准一个月后，他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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