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美国留学的天津大学毕业生母晓群还记得，自己在天大读书时，最初以“校长助理”身份出席校长办公会，不小心迟到了。
他记得很清楚。在他到场之前，与会的校长、副校长、院长、处长们都在等他。他进场落座后，主持会议的李家俊校长说：现在人到齐了，我们可以开会了。
包括母晓群在内，在座的几位学生校长助理都感受到了一份尊重——2012年，天津大学首次面向全校学生公开选聘10人，担任校长助理，有学生以为这只是一种姿态，一场“民主秀”。
竞聘成功的母晓群当时对于“校长助理”也不甚了解。据他回忆，那时自己是抱着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和对学校行政事务的好奇报了名。
一年过后，母晓群毕业离校。回望这段经历，他认为这“绝对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校长希望他们大胆建议，包括质询和批评
天大招募“学生校长助理”，初衷是畅通学校民主管理渠道，构建学校与学生之间通畅的信息反馈体系，鼓励同学们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招募启事发出后，160名学生递交了报名表，55人进入笔试环节。由于人数较多，笔试分为两场，最终10人通过了中英文面试脱颖而出，涵盖了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等不同群体，年级最低的是三年级本科生。
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雷鸣时任学生工作部部长，负责此次招募。她告诉记者，他们最早的创意是“做一日校长助理”，请同学们体验一天校长的工作。李家俊校长提出，“做一日校长助理”不够深入。因此改为招募一批学生校长助理，任期一年。
对此，李家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来的想法，更多是给学生一个机会了解学校的管理，让他们“知道校长是怎么工作的”。但他觉得，这可能是联系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他们的接触面和我们的接触面不一样——他们就在学生中间，我们跟学生之间总是有种隔阂。”李家俊说。
这位校长希望他的学生助理们不做“学生官”，而是能够在任期内深入学生中做一些调研，把同学们的意见带给学校决策层。特别是在学校一些涉及学生利益的重要决策推出之前，了解同学们的想法。“比如涉及到奖学金的调整、学制的安排，让他们直接参加校长办公会，听听校长们怎么讨论的，同时也作为会议的正式成员发表意见——这个意见也是记录在案的。”
李家俊认为，学生校长助理们应该能对学校大胆提出建议，包括提出质询和批评。
2012年5月，在第一批学生校长助理们“走马上任”之前，李家俊跟他们见了一面。当时，很多同学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校长本人。同学们在布置会场时，李校长走进来和大家打招呼，给每个同学递上了名片，请大家随时与他联系。
精仪学院学生周南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李校长叮嘱他们，你们要做真正的助理，而不是挂名的助理，并承诺大家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一定会回复。
既要“九楼”又要“饭堂”
一年任期内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在深度上超过了周南的预期。他们会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接待到校访问的贵宾，还会在学校高层次决策会议上发表见解。在校长办公会上，每当涉及学生的议题，学生校长助理们都会被征求意见。
该校硕士研究生的奖学金以前分为4档，今年做了调整。在新方案出台前，学生校长助理们分头调研，提了不少建议。周南当时就访问过不少同学，汇集了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改革后的方案，他认为比较符合同学们的预期，扩大了覆盖面。
针对学生宿舍屡次发生失窃事件，天大为了加强安全，打算安装门禁卡，让同学刷卡出入。如此一来，安全性提高了，便捷性则大受影响。在安装门禁卡之前，几位学生校长助理去学生中征求了意见，并了解了十几所高校的做法，向学校提出建议。随后，该校举行了全校范围的听证会，请宿舍主管部门负责人及施工方代表介绍情况。后来，门禁系统顺利安装。
全程参与此事的母晓群说，这次听证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表现了学校对同学们意见和建议的重视。
不只是学生事务，在学校很多事务上，学生校长助理们都提供了智慧。天大曾公开选聘过一位副校长，在选聘中，几位校长助理拥有跟其他中层干部一样的投票权。
就连正在拟定的《天津大学章程》，学生校长助理们也有权“先睹为快”。该校专门开了一次会，由党办、校办主任肖松山向学生校长助理们汇报章程的起草情况。同学们会前拿到了草稿。
对大学章程制订过程的参与，让周南“无法忽视”自身“在这个校园中的主人翁角色”。他说，大学章程的制订某种程度上就像宪法的制订，既要有宏观的思考，又要有细节的界定，对大家是一个挑战。他在反复研读草稿的基础上，查阅了很多资料，从宏观和微观上提出了修改意见。
周南说，作为学生校长助理，他开始学会从“九楼（即天津大学行政楼）”的顶层看问题，体会这所庞大的百年老校的发展战略以及政策的可操作性，又要不忘“饭堂”里面那些从自身需求出发的普通学子的声音。既要“九楼”又要“饭堂”，这是学生校长助理的精髓。从这种独特的视角，基于对学校决策更多的理解和对于学生诉求更深的体会，更易发现学校的问题所在。
如今，周南的一个理想是成为“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能够改变社会，“哪怕一点点”。他说，学生校长助理是从最广泛的热心学校民主管理进程的学子中涌现而出的，有深入调研了解接地气的热心，也有“为民请命”建言献策的情怀，这一角色与“人大代表”相近。
周南还认为，学生对于学校的一些疑虑，常常是没有机会了解事情全貌、信息不对称所致，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会趋于偏激。学生校长助理掌握学校信息更全面、更“超前”，在学生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并持有“学生对学生”而非“老师对学生”的姿态，使他们在与同学们沟通释疑时更具优势。
另一位校长助理兰太吉对此也有同感。他参加过讨论宿舍安防设施的校长办公会，会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安防设施的层级和成本上。他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一定会受到欢迎。但后来发现，刷卡进出比较麻烦，同学们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兰太吉说，这恰恰是学生事务的特殊之处，当信息不对等或当事双方所站立场有明显差异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青年人多怀着冲动且极易传染的心态，学生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事与愿违。
在自己的任期总结中，兰太吉感慨：“校长不好当。”他说，就像普通百姓看不惯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都会批评领导一样，学生对学校的某些事情不满意也难免埋怨校长几句。校长背了不少“黑锅”。
他提醒自己多一颗敬畏之心。因为，以前常对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加以批判甚至否定，认为学校有些事很简单却总不令人满意。但亲身体会过后，发现自己的认知如果建立在单薄的了解之上，是有很多不当之处的。“作为青年学生，我想我们时常忽略的，是建立在对具体现实充分认知基础上的批判精神和建立在责任感基础上的改造精神。”
兰太吉也提醒学校，学生事务决策前，调研尽量要再充分一些，切实了解同学们的想法，“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又要尊重老师和学生们的首创精神”。切不可让学生觉得自己知道的时候已经做完决定了，那样难免会有很大的逆反情绪，弄得“好心办坏事”。
“我和奥巴马到底谁最有名？”
不管这些学生校长助理们如何自我定位，他们在学生中已经“火”了。管理与经济学部研究生任远说，自己的同学都知道他是校长助理。打开社交网站，常常收到同学的提醒，让他关注学校的某个问题。当然，也有人当面找他们反映情况。
“每当打开自己的微博发现有同学‘@’我们这些学生校长助理时，既有得到认可的欣慰，也有为同学们解决问题、不辜负同学们信任所感受到的压力。”环境学院学生田川说。
来自海地的留学生沃特夸张地形容：“有时候我想我和奥巴马之间到底谁最有名？”因为无论上课、去食堂吃饭还是去超市购物，他都有可能遇到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来问：“你是电视上的那个黑人吗？”“你是不是校长助理？”
这位留学生访问过校内路边摊的摊主和顾客，了解他们对学校的意见；还调查过校医院的情况，认为那边的“基本医疗工具还缺一点”。他发现这种调查不太容易，有时候，他要给对方展示自己跟李校长和其他校长助理一起拍的照片，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相对来说，他在国际教育学院对留学生们做调查要容易得多。
沃特说，他的“中国心”越来越大了，也希望继续有机会“为天津大学的发展工作下去”。他还希望下一届学生校长助理们听一听自己这一届的故事，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角色。
在任期结束之前，周南等几名同学针对学校民主管理的课题做了不少研究，走访了很多同学，也查找了欧美高校及国内其他大学的做法，并与李家俊校长做了交流。
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校长来说，这个课题都远没有结题。
李家俊向10名助理签发了纪念证书。对于他们这一年的表现，他评价说，这10位助理都是优中选优产生，不仅学业突出，在社会活动方面也有很高的参与的积极性，在履职期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个制度我们想坚持下去，不断完善，确实使它成为倾听学生声音的一个重要渠道。”
2013级新生入学后，李家俊跟新生们开过一次座谈会。就在会上，有同学听说了校长助理的事情，马上举手发言：“校长，我要当你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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