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学业！只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遵循强世功老师的教导，在湖光塔影之间，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
亲爱的亲友团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们，祝贺你们的孩子毕业了！我想，也许你们不会有异议的是，你们身边的孩子，是你们一生最大的成就。特别是今天。
尊敬的嘉宾和校友代表，也祝贺你们。因为有一批和你们当年一样优秀，甚至可能更加优秀的北大学子，马上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和你们一起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也会来抢你们的饭碗、逼你们退休正如你们当年一样！
还有尊敬的法学院的同事们，也祝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产品光荣下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也是一个秋收的盛典。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戒慎恐惧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产品要进入流通了，如果产品有缺陷，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1条，我们是要承担产品连带责任的。
很荣幸，今天能够再一次作为你们的老师，来说几句话。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说些什么呢？我想，作为一个法学教授，还是让我们来聊一聊社会心理学吧。Why not？
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他的远期目标是研究德国人是否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并且因此而导致他们轻易地顺从了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为此，他准备先在美国做实验，将来再去德国。
被招募的志愿者被告知：这是一个教学实验，目的是测试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果，你们扮演的是教师；如果坐在隔壁房间的学生答错了你们测试的题目，作为惩罚，你们应当按一下机器上的按钮，对其进行电击，而每次电击的电压都要升高，从45伏一直升高到450伏。在实验中，假扮的学生故意答错问题，并在受到电击后，发出了越来越凄厉的惨叫和哀求。实验发现，尽管教师们表现出紧张、焦虑和担忧，但是在工作人员告知其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并且指令其继续测试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测试并继续施加电击惩罚，直到450伏。只有少数人中途拒绝接受指令而退出实验。
得出实验结论后，米尔格拉姆不无感伤地说：我不认为还有必要去德国进行实验了。的确，此后在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类似实验都表明，当存在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人士或者制度，特别是，当它声称要追求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大多数人会轻易地听从它所发出的不合理的、残酷的甚至邪恶的命令。而人类的历史，包括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印证了实验结论。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通过观察纳粹暴行的实施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平庸的恶。她认为，很多时候，邪恶只是一种很肤浅的、平庸的状态，也就是一种拒绝思考的状态。一个人，可能将自己同化于一个体制、一个权威，服从它的命令与安排，成为它顺从的执行者，而不再思考这个体制所可能带来的不道德。即便有良心的不安，也将过错推给这个体制，而不认为自己应当负担任何的道德责任。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要警惕人性中的幽暗。你可能从未有意地放弃你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当你的社会角色处于服从者的地位的时候，这种角色可能会悄悄地瓦解你曾经的信念，甚至将你变成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冷漠甚至残酷的人。你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挣脱这可怕的无形之手。而这个努力的起点，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思考。
亲爱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思考，永远不要丧失思考的能力。
法学的训练，应当是一种思考的训练。你们学习了很多复杂的专业知识，比如犯罪构成理论，物权行为，还有对赌协议。但是，这些知识是为了武装你们，而不是束缚你们；是你们继续思考的起点，而不是让你们停留在那里。
你们要思考，为什么法律会成为这样，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法律是否可以或应当是其他样子。我们知道，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达成，于是，我们理解了公法上的比例原则。我们学习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学习过拉德布鲁赫、富勒和哈特的学说，也学习过刑法上的共同犯罪理论，所以我们知道，在道德上，甚至在法律上，所谓履行职责、执行命令甚至执行法律不能简单地成为免责的理由。我们要忠实于法律的目的与价值来解释法律，也知道法律本身，包括法律价值本身，同样是反思、批评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需要独立、谨慎、理性的思考。而法律人的这种思考的训练，这种思考的能力，是中国最稀缺、最宝贵的。
可是，当你走出校园，进入法院、检察院，进入政府，进入律所、银行、企业、跨国公司，你只是或大或小的社会机器中最新的零件，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当然，你会成长，但是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宿命。即使你变成更加重要，也仍然只是一个零件而已。在学校，你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获得高分。可是，走出校园后，你的观点必须要服从领导、服从机构，甚至，你连提出自己观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执行。
毫无疑问，对权威的服从是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的必要条件。但是，仍然请你记住，不要忘记思考。请你记住，不要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思考能够让你努力去辨别是非，让你知道羞耻，让你和各种声称的真理保持距离，让你不会简单地服从。思考，还可以让你迸发出力量。
当然，阿伦特的理论，不应当成为对普通人进行道德绑架的工具。社会充斥着各种问题，我们无法成为事事较真的刺猬。也没有人有资格要求我们成为英雄、烈士。我们只是普通人，都需要一份工作来赚取收入、获得体面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的职位能够晋升，获得社会的尊重。我们都希望家庭平安，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些都是最正当的需求。
但即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要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让你的良知如同刚刚走出校园时一样新鲜、一样敏感。并且把它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传递给身边的人。如果你感到了良心的折磨，请保持这种折磨，因为那是你还活着的最好证据。
我希望，如果代价可以承受，请坚持你的专业判断、坚守你的良知，不要沦为任何人、任何组织的驯服工具。各种社会体制都有反映意见的渠道，你有没有妥当运用，而非仅仅因为担心领导不高兴而保持沉默？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体制让你良心上的冲突达到极限，并且你无力改变体制，你会怎么选择？比如你是一个薄熙来时代的重庆检察官，当领导将李庄案或其他更可耻的案件交给你提起公诉，你怎么办？或者，你被任命为主审法官，你怎么办？你能否确信，你真的不是在参与一个道德甚至法律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是的，即使你辞职，你也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总会有人承担起这个任务，而且比你更冷漠。但是你能否说服自己，你的所得与所失，真的合乎比例原则？
我希望，在你们自己或者亲人成为不公平的社会机制的受害者的时候，请选择以合理的方式进行抗争，而非默默忍受。
我还希望，对于那些比我们更有勇气的人，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温暖，比如在默默点个赞，转个微博、刷个微信。因为围观也是一种力量。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要完成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至少需要两百年。这是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大转型，就像航行在凶险的长江三峡。但是，历史三峡总有通过的一日。我们有幸从1978年之后，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正航行在最后一个险滩，那就是宪政与法治。所以，我们法律人，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我相信，经过一代一代北大法律人、中国法律人和中国人的努力，法治会渐渐在中国扎根，会从书本走进现实。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就此别过，互道珍重。你们会继续成长，并且像你们的老师一样，也会渐渐老去。北大见证了你们的青春年华，也还会伫立在这里，见证你们下一次归来时的人生故事，也见证中国的成长。希望我们每次重逢的时候，除了知道你们一切安好，我还依然能够在你们的眼睛里，看到青春和理想的光芒。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重逢，中国都离那历史三峡的出口越来越近。甚至，也许我们都可以活到那一天，中国已经完成了这漫长而痛苦的旅程，并且，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举杯，为她庆祝、为她骄傲。
而我们，都曾经为了这美好的一天，奉献过我们的泪水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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