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于1月20-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举办。本届年会主题是全球新局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1日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央行希望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而不追求经济中有过多流动性。
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是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主要原因。他强调，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和时间，但不是万能药。应将政府干预与央行的逆周期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区分开来。他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认为油价下跌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但可能会影响到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
当被问到央行怎样稳定房地产市场时，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房地产调控属结构性政策。通常总量政策不针对结构性问题调控，但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出台一些措施，比如说调节贷款与价值比率。
以下是发言全文：
周小川：大家都知道，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情况常常变化。 我记得半年前，各国央行行长聚在一起，讨论为什么市场的波动性这么低，他们认为这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有关。但是，(近段时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这跟国际环境有关，尤其是地缘政治情况，人们不知道这些地缘事件会如何发展;第二，此次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确实出现了波动，未来几个月这种波动性将如何发展，仍然是个疑问;第三方面的担忧在于，随着量化宽松(QE)的退出，全球是否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资本流动。我们仍然记得在2013年的夏天，新兴市场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比较关注这些不确定因素。这可能是波动性的一个来源。
我想对这两个概念做个区分：政府或央行干预，与逆周期货币政策调控。如果央行看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出现周期性变化，毫无疑问会进行逆周期的政策回应做出政策调整。这并不意味着央行是有意的干预(市场)。
不过，我们也知道，一些央行行长相信逆周期政策调控，而另一些央行行长则不太信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政策框架(policy stand)。
即使央行采取逆周期的政策调控，也并不一定能将通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上下仍然会是不确定的，因为经济体可能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增速太低等。所以我同意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说法，货币政策或许可以给其他结构性政策的出台、执行及见效创造空间和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并非万能药一定能帮助实现人们期望它实现的目标。不过我认为，这类央行政策的调整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用的(useful)。
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去年增速达到7.4%。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周期性波动。典型的是居民住房市场。中国很大，城市很多，各个城市的房市表现可能会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供给过剩，有些城市需求过高。但是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周期性的调整。对央行而言，我们大体上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全国范围内都较为严重的问题。
对于资产市场，我觉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影响。市场参与者可能很紧张地密切关注着中国石油[-3.67% 资金 研报]企业，以及与大宗商品相关的中国企业，如钢厂。我认为市场参与者的普遍感觉是：他们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有时会反应过度，所以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性。但总体上，我觉得(资产市场)还是稳定的，中国股市(被主持人插问打断)
一般来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总体指标良好，央行很难去制定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贷款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还包括一些棚户区改造的特别政府项目。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我们至少尝试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政策、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中国央行试图保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不向经济体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但是经济的状况有时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时有变化，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也时有变化。因此央行时而吸出流动性，时而注入流动性。毫无疑问，这会对资产市场包括股市产生影响。但是我认为股市参与者还是应该以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为主。
2015年对于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较低的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是一个积极因素，有利于达到相对更高的GDP增速，创造相对更多的就业。当然，我们希望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是可持续的。
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的结论)则是完全不同的。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以及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市场参与者面对的，都很不一样。
10-15年前亚洲金融[0.00%]危机前后，那时的中国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是和外界隔绝的。但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已经与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去年沪港通将上交所和港交所联通后。中国其他很多方面的发展包括货币市场、银行间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也让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大国，因此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对维持增长率和创造就业等货币政策目标(mandates)的实现是有好处的。
然而，中国正处在能源结构的改革转换期，要求加大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我们稍有担心的是价格信号对新型能源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的激励，从而令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速度放慢。所以，我们希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一个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否则，(价格)波动性就会释放令人们困惑、矛盾的信号，进而造成这方面投资的波动性。
三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会讨论GDP增速、通胀以及其他一些目标。央行有信心地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是非常稳定的，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速。同时，我们更加强调结构性改革。总体而言我仍然很乐观。
不同的央行，对(与市场)沟通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举例来说，那些已经进入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的经济体，已经没有宽松的空间，或是降低利率，这时确实需要口头的沟通，试图借助所谓的语言指引(voice guidance)。在这种情况下，对与市场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其他的、货币政策仍属正常的情况下，单纯宣布政策调整和作进一步的政策解释有时会是等价的。 央行对于政策措施(改变)或是逆周期政策调整的解释，基本很有可能是和公众(市场)的想法是一样的，与重要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对于与市场沟通的依赖是与前一种情况有所区别的。
而且，当你对政策调整进行解释，很可能会是很敏感的，会衍生很多的投机行为，可能会制造事件(原话是scandals)尤其是如果提前沟通，就类似你提到的瑞士的情况。
中国也在使用新常态这个词，当中国发现过去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环境变得不友好，人们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更慢，但更可持续，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新常态的一个元素。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追求过快的增速，一定程度上会延迟结构改革。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更关注改革，希望以更低的增长率换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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