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整个城市烧成一片火海，灯火管制还有什么用！”那个陌生的声音喊道，“我问你们，到底有没有死人？”
“不知道。”
“把死人抬到这里来！你听见了吗？其他人抬上楼，抬到美术教室去！明白吗？”
“好的，好的！”
不过我还没有死，我是属于“其他人”里面的。他们抬着我上了楼梯。先经过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过道，这里的墙壁刷成绿色，墙上钉着老式的黑色弯形挂衣钩，两扇门上都挂着搪瓷小牌，写着“一年级甲班”和“一年级乙班”。两扇门之间挂着费尔巴哈的《美狄亚》，柔光闪烁，画像在黑色镜框的玻璃后面凝眸远眺；随后，经过挂着“二年级甲班”和“二年级乙班”牌子的门口，这两扇门之间挂着《挑刺的少年》，这张精美的照片镶在棕色的镜框里，映出淡红色的光辉。
正对着楼梯口的地方，中央也竖立着一根大圆柱，柱子背面是一件狭长的石膏复制品，是古希腊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做工精巧，色泽微黄，古色古香，逼真异常。随后见到的，仿佛也似曾相识：色彩斑澜、威风凛凛的希腊重甲胄武士，头上插着羽毛，看上去像只大公鸡。就是在这个楼梯间里，墙壁也刷成黄色，墙上也顺序挂着一幅幅画像：从大选帝侯到希特勒……
担架通过那条狭长的小过道的时候，我终于又平直地躺着了。这里有特别美、特别大、色彩特别绚丽的老弗里茨像，他目光炯炯，身着天蓝色的军服，胸前的大星章金光闪闪。
后来我躺着的担架又斜了，从人种脸谱像旁边匆匆而过：这里有北部的船长，他有着鹰一般的眼神和肥厚的嘴唇；有西部的莫泽尔河流域的女人，稍嫌瘦削而严厉；有东部的格林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再就是南部山地人的侧面像，长脸盘，大喉结。又是一条过道，有几步路的工夫，我又躺平在担架上。没等担架拐上第二道楼梯，我就看见了小型阵亡将士纪念碑。碑顶有个很大的金色铁十字架和月桂花环石雕。
这一切从我眼前匆匆掠过，因为我并不重，所以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我在发高烧，浑身上下到处都疼。头疼，胳膊疼，腿疼，我的心脏也发狂似的乱跳。人发高烧时什么东西不会在眼前显现呢！
过了人种脸谱像以后，又另换一类：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胸像复制得惟妙惟肖，深黄的颜色，古希腊、古罗马的气派，威严地靠墙一字排开。担架颤悠着拐弯时，迎面而来的竟也是赫耳墨斯圆柱。在过道——这里刷成玫瑰色——的尽头，就是美术教室，教室大门上方悬挂着伟大的宙斯丑怪的脸像；现在离宙斯的丑脸还远着呢。透过右边的窗户，我看见了火光，满天通红，浓黑的烟云肃穆地飘浮而去……
我不禁再往左边看去，又看见了门上的小牌子：“九年级甲班”、“九年级乙班”，门是浅棕色的，散发出发霉的味道。两扇门之间挂着金黄色镜框，我从中只看得见尼采的小胡子和鼻子尖，因为有人把画像的上半部用纸条贴上了，上面写着：“简易外科手术室”……
“假如现在，”我闪过一个念头，“假如现在是……”但是多哥的大幅风景画，现在已经出现在我眼前了，色彩鲜艳，像老式铜版画一样没有景深，印刷得十分考究。画面前端，在移民住房，以及几个黑人和一个莫名其妙持枪而立的大兵前方，是画得十分逼真的大串香蕉，左边一串，右边一串，在右边那串中间一只香蕉上，我看见涂了些什么玩意儿，莫非这是我自己干的……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狄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狄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我现在不感到疼痛了。在汽车上那会儿更受罪：每当在小弹坑上颠簸一下，我就禁不住要叫喊一次；从大弹坑上开过去，倒还好受些，汽车爬了上去，又爬了下来，就像在波涛里行船。现在注射剂已经起作用了。在路上，他们摸着黑在我胳膊上扎过一针；我感觉到针头戳进了皮肤，接着大腿以下就变得热乎乎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想，汽车不会跑这么远，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地呢。再说，你毫无感觉，除了眼睛以外，其他感官都已失去了知觉；感觉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是在自己的学校里，在你三个月前刚刚离开的母校里。八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年内的一切，难道你只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吗？
我闭着眼睛把这一切又回味了一遍，一个个场面像电影镜头那样掠过脑际：一楼的过道，刷成绿色；上了楼梯，这里漆成黄色，阵亡将士纪念碑，过道；再上楼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赫耳墨斯、尼采的小胡子、多哥、宙斯的丑脸……
“给点喝的！”我说，“再来支烟，在左上方口袋里。”
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摸着，又划了根火柴，把点着的烟塞到我的嘴里。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
“本多夫。”
“谢谢！”我说完就吸起烟来。
看来我当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说就是到家了，要不是高烧发得这么厉害，我就可以肯定自己正呆在一所文科中学里——肯定是一所学校。在楼下时，不是有人在喊“其他人抬到美术教室去”吗？我属于“其他人”，我还活着；显然，“其他人”就是指这些活着的人。那么，这里就是美术教室。要是我能听得真切，为什么我不好好地看看呢？那样就可以肯定了。我确实认出了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只有在文科中学里才有这些；我不相信，在别的学校的走廊里也会靠墙摆上这三个家伙。
“这个城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位躺在我旁边的人。
“本多夫。”他回答道。
“谢谢！”
我注视着面前的这排窗户，又不时望望屋顶。屋顶依然完好无损，洁白光滑。四边镶着细长的古典式的胶泥花纹。但是所有学校美术教室的屋顶都有这种拟古典花纹的，至少，在像样的老牌文科中学里是如此。这是很清楚的。
现在必须承认，我正躺在本多夫一所文科中学的美术教室里。本多夫有三所文科中学：腓特烈大帝中学、阿尔贝图斯中学，但这最后的一所，第三所，也许用不着我讲，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学。在腓特烈大帝中学的楼梯间里，老弗里茨像难道不是特别华丽、特别大吗？我在这所中学读过八年书。那么，在其他学校里，为什么不能在同样的地点也挂上这张像呢？而且也这么清晰、显眼，你一登上二楼，它就立即映入眼帘。
现在，我听见外面重炮在轰鸣。要没有炮声，周围几乎一片沉寂；只听见偶尔传来大火的吞噬声，以及黑暗中什么地方山墙倒坍的巨响。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我知道，炮声通常都是这样的，但我还是这么想。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悦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觉得大炮即使在轰鸣时，也是高雅的。炮声听起来也是那么高雅，确实是图画书里打仗的模样……接着我想到，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铁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那么又该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母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将写着：“由学校上战场，为……而阵亡。”
可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当真回到了母校。我现在无论如何要把这—点弄清楚。阵亡将士纪念碑并无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处都一样，都是按一种格式成批生产的，是的，需要时，随便从哪个中心点都可以领到……
我环顾这间宽大的美术教室，可是图画都被人取下来了，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凳子，像一般的美术教室那样，为了使室内光线充足，这里有一排窄长的高窗户。从这些凳子和高窗户上能看出什么来呢？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如果我在这个小天地里呆过，我能不回忆起什么来吗？因为这是我八年来学习画花瓶和练习写各种字体的地方，有细长精致的罗马玻璃花瓶出色的复制品，它们由美术教师陈放在教室前面的架子上，还有各种字体：圆体、拉丁印刷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在学校所有的课程中，我最讨厌这门课了。我百无聊赖地度过这些时光，没有一次我能把花瓶画得像样，能把字描好。面对这回音沉闷而单调的四壁，我所诅咒的，我所憎恶的又在哪里呢？我回想不起什么来，于是默默地摇摇头。
那时，我用橡皮擦了又擦，把铅笔削了又削，擦呀……削呀……我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我记不清是怎么受伤的；我只知道我的胳膊不听使唤了，右腿也动不了了，只有左腿还能动弹一下。我想，他们大概把我的胳膊捆在身上了，捆得这么紧，使我动弹不得。
我把第二个烟头啐了出去，落到干草垫之间的过道里。我试着要活动活动胳膊，可是疼得我禁不住要叫喊起来。我又叫喊开了，喊一喊就舒服多了。另外我也很生气，因为我的胳膊不能动弹了。
医生来到我跟前，摘下眼镜，眯着眼睛注视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背后站着那个给过我水喝的消防队员。他和医生耳语了一阵，医生又把眼镜戴上，于是我清楚地看见了他那双在厚眼镜片后面瞳孔微微转动着的大眼睛。他久久地注视着我，看得这么久，使我不得不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时他轻声地说：“等一会儿，马上就轮到您了……”
然后，他们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了起来，送到木板后面去；我目送着他们。他们已把木板拉开，横放着，墙和木板之间挂着一条床单，木板后面灯光刺眼……
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床单又被拉开，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被抬了出来；抬担架的人面容疲倦、冷漠，步履蹒跚地抬着他朝门口走去。
我又闭上眼睛想，“你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受了什么伤；另外，你现在是不是就在自己的母校里。”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仿佛他们抬着我穿过一座死城博物馆，穿过一个与我无关的、我所陌生的世界，虽然我的眼睛认出了这些东西，但这只是我的眼睛。这是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这里，画花瓶，描字，休息时带上我的果酱黄油面包下楼去，经过尼采、赫耳墨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画像前，再慢慢地走到楼下挂着《美狄亚》的过道里，然后到门房比尔格勒那里去，在他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喝牛奶，甚至可以冒险地抽支烟，尽管这是被禁止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一定把躺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抬到楼下放死人的地方去了。也许那些死人就躺在比尔格勒那间灰蒙蒙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曾散发着热牛奶的香味、尘土味和比尔格勒劣等烟草的气味……
抬担架的终于又进来了，这回他们要把我抬到木板后面去。现在又被摇晃着抬过门口了，在这一刹那间，我看到了肯定会看到的东西：当这所学校还叫托马斯中学的时候，门上曾经挂过一个十字架，后来他们把十字架拿走了，墙上却留下了清新的棕色痕迹，十字形，印痕深而清晰，比原来那个旧的、浅色的小十字更为醒目；这个十字印痕干净而美丽地留在褪了色的粉墙上。当时，他们在盛怒之下重新把墙刷了一遍，但无济于事，粉刷匠没有把颜色选对，整面墙刷成了玫瑰色的，而十字呈棕色，依旧清晰可见。他们咒骂了一阵，但也无济于事，棕色的十字仍清晰地留在玫瑰色的墙上。我想，他们准是把涂料的经费都用完了，因此再无计可施。十字还留在这里，假如再仔细地看看，还可以在右边的横梁上看到一道明显的斜痕，这是多年来挂黄杨树枝的地方。那是门房比尔格勒夹上去的，那时还允许在学校里挂十字架……
当我被抬过这扇门，来到灯光耀眼的木板后面时，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我突然回忆起了这一切。
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似一个格外嫩弱的早产儿。这就是我在玻璃灯泡上的模样。
医生转过身去，背朝着我站在桌旁，在手术器械中翻来翻去。身材高大而苍老的消防队员站在木板前，他向我微笑着，疲倦而忧伤地微笑着，那张长满胡子茬的肮脏的脸，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肩膀投向木板上了油漆的背面。就在这上面我看见了什么，自我来到这个停尸间之后，它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震撼了我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使我惊骇万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黑板上有我的笔迹。在上端第一行。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这比照镜子还要清晰，还要令人不安，我不用再怀疑了，这是我自己的手迹！其余的一切全都不足为凭，不论是美狄亚还是尼采，也不论是迪那里山地人的侧面照片，或是多哥的香蕉，连门上的十字印痕也不能算数。这些在别的学校里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决不相信在别的学校有谁能用我的笔迹在黑板上写字。仅仅在三个月以前，就在那绝望的日子里，我们都必须写下这段铭文。现在这段铭文还依旧赫然在目：“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哦，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因为黑板太短，美术教师还骂过我，说我没有安排好，字体写得太大了。他摇着头，自己却也用同样大的字在下面写了：“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这里留着我用六种字体写的笔迹：拉丁印刷体、德意志印刷体、斜体、罗马体、意大利体和圆体。清楚而工整地写了六遍：“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医生小声把消防队员叫到他身边去，这样我才看见了整个铭文，它只差一点就完整无缺了，因为我的字写得太大，占的地方也太多了。
我感到左大腿上挨了一针，全身猛地震颤了一下，我想抬起身子，可是坐不起来；我向自己的身子望去，现在我看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我的包扎解开了，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了底。我又想看看黑板，可是现在消防队员就站在我跟前，把黑板挡住了。他紧紧地按住我的肩膀，我闻到的是一股烟熏火燎的糊味和脏味，这是从他油腻的制服上发散出来的。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张疲惫忧伤的面孔，现在我终于认出他来了——原来是比尔格勒！
“牛奶，”我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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