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下称“转型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
“文件终于出来，是个好变化”，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博士田志磊表示，“转型改革”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一直推动的举措，《意见》的出台使这一举措“在部委层面成文，相对制度化了”。
高校应用转型 地方本科院校先行
究竟，哪些学校才是应该“转型”的主体?与此前多份文件仅将其表述为“普通本科高校”不同，本次下发的《意见》首次将“转型改革”的主体明确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这意味着，由来已久的本科院校转型范围之争已然落定。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兼院长胡建波在“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表示，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比最大的地方本科院校，是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国家层面，却迟迟未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而此次《意见》的出台，或将成为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重要力量。
早在2014年初，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即曾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中，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将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其中调整的重点，则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
但随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又公开表示，本科院校转型的范围并不确定，“可以是历史悠久的，也可以是新建学校，但前提是要实现分类管理，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对此，多名教育专家告诉财新记者，此前教育部门推动地方院校转型，阻力主要来源于一些院校不愿意执行。院校抵触的理由，则包括转型后的相关师资短缺、专业内容不清晰，且转型还涉及财政补贴的变动，恐令学校财务收益蒙受减损。
高校结构调整 谋解人才失调
然而，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曾坦言，大学生就业难、高端制造业招工难的“两难”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孙诚曾撰文表示，上述“两难”现状，体现了“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其制度性根源来自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上世纪90年代末，许多技术类学院纷纷升级为综合性大学。大学扩招后，综合性大学的数量上升幅度最大，由仅占7%上升至23.7%。当时，新建的本科和专科学校，大多发展成办学成本较低的应用性文科学校，但高端制造业需求日亟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仍未解决。
对此，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坦言，“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并向普及化发展，但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该负责人还称，“转型改革”将“不是‘挂牌’、更名或升格”，还需解决 “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 等问题。
多位关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专家认为，“转型改革”将是一场事关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性调整的改革。
田志磊表示，“转型改革”将打破原有的一些结构，使教育资源往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集中。胡建波亦在前述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高等学校将由学术型为主，向研究型和应用技术型两大类型并行发展转移。这将深刻改变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格局，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转型靠激励 扩大高校自主权
考察当下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就能发现，“转型改革”的阻碍有其历史惯性。田志磊解释，一些地方高校是在此前的“专升本”过程中，花费很大精力才摆脱了“职业教育”的标签，从而在教育体制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在当下，职业教育的总体声誉尚未提升，如果再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学校，校方也许会担心，学校声誉又受影响。
面对转型的阻力，上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表示，《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激励措施：一是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二是加大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改革试点的经费支持。
具体而言，在扩大自主权方面，《意见》称，“要把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考试招生、专业设置、职称评定、教师聘用等方面给予试点高校更大的自主权，提高学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市场变化的能力，促进高校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此前高校合并时，主要凭借了两项措施，一个是承诺将学校升级，另外是给项目、给钱。“按我们现有的体制，这样办事是最方便、最能够短期内见效的”。但他担心，这种转型“是被动地转”，而非由市场主导的、或是依据学校自主判断做成的转型。
引导学校转型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之间的另外一组潜在矛盾是，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本身尚存在问题。储朝晖就认为，“如果体制灵活了，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有更多自主性。它们怎么发展就是它们的事，由政府来讲它们需要怎么转型，就是不必要的干预”。
对此，储朝晖表示，职业教育的主体原本应该是产业，但实际情况却是行政部门主导。“正常状态下，政府直接办的职业教育是少数，主要应该是企业和民间办的”。但现在民办职业学校艰难度日，甚至纷纷倒闭的背影因素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对普通教育学历的“盲目崇拜”;二是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在各类政策上，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落地还需因地制宜
由于“转型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意见》指出，转型的责任在地方。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制定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
上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表示，转型须“从各地各校实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转型发展改革，不搞一阵风，不搞一刀切”。
田志磊认为，日后政策在各地落实之际，相关的资金支持，还需根据不同省份的情况因地制宜。他认为，“有的省份会做的不错，某些地方政府觉得职业教育更有价值”。他举例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负责人曾告诉他，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支持，比对温州大学的支持还大。
田志磊认为，相关部门不久后即会出台配套政策，促其落地，“因为这会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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