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演讲时间：2015-11-21
——上过20次春晚的蔡国庆在《开讲啦》第169期的励志演讲稿
1986年，我正式步入中国的流行歌坛。1986年在中国的北京，我们为世界和平年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当时叫“百名歌星演唱会”，回望中国的流行音乐史，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终于聚集了一百个人的力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那个舞台上绽放了，内地的流行乐坛，开始有了自己的原生态的力量。
不同时代都留下了我的这种照片，这种照片是让我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非常之真切、真实的回望。我一直希望我的艺术之路能够走得再久远一点，我在这个舞台上站立的时间、唱歌的时间，再久远一点，这是每一个演员最真心的一种想法，没有一个演员说，我想激流勇退，这种话你别信。而我知道，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是我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的时候，做了非常之正确的选择。
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情，是我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但是我决定今天在《开讲啦》要告诉你们。
1990年我唱红了《北京的桥》这首歌。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但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着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唱的话并不能唱(出)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又添风采。”一下子就唱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去了。用北京人的话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着这首歌跟着你摇头晃脑。好了，这首歌让我在北京特别火，所以我带着这首歌，决定要参加1990年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比赛。
半决赛的时候我是第一名。当年的评委老师，可以说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的人物——李谷一老师，她走到后台，(跟我说)：“小国庆啊，我告诉你，不许骄傲啊，要夹着尾巴做人啊。”我永远记得，到决赛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请了十位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来当这个大赛的评委。有一位评委就找到我说：“国庆你唱首我的作品吧。”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要唱您的作品呢?半决赛的时候，我带的是自己的成名曲《北京的桥》，我觉得唱这首歌参加总决赛，获胜的把握应该是更大的。可是如果说我不唱他的歌，他会不会给我打低分，我是不是就悬了?我心里特别地纠结和紧张，但是在最后进行合乐时，中央电视台让我报作品，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大胆地对一位很重要的评委说，谢谢您老师，但这次总决赛，我还是要唱《北京的桥》，我不唱您的这首歌。他当时什么话都没说，我也就没再想什么了。我信心满满地走上了决赛的舞台。唱完《北京的桥》之后，满场的掌声。我一看打分，女评委全给我打的最高分，但是让我唱他作品的那个评委，给我打的是最低分。在你们成功的路上，给你们打过最高分的那个人，你会记他一辈子;给你打最低分的那个人，你也会记他一辈子。
到最后总决赛，我跟真正的那个第一名就差了0.03分，我就变成了第二名。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得了第二名，但是在那个夜晚，《北京的桥》这首歌红遍全国。中央电视台看到我得第二名之后，他们给了我最大的一种鼓励，立刻就告诉我，1991年的春节晚会，你唱独唱。不要小看得了这第二名，人生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我总在相信，当你有真本事真本领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人击跨，不会因为你得了第二名，你就走向末路。
到现在，春节晚会都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上了二十年的春晚。从1991年到1995年，连着五年以独唱演员的身份登上春晚的舞台。讲到春晚我必须要谈到1999年。1999年有一首歌是什么?《常回家看看》。导演说，蔡国庆，我需要四个演员来完成这首作品，我们希望四个演员扮成两对夫妻来唱这首《常回家看看》。我当时就说我婚都还没结呢，我演不好夫妻。当时我就想，在春晚四个人唱，三分钟的歌能给几个镜头啊?我要两个人唱，那特写镜头得多少个啊，对不对?这个想法太自然了，谁不想在春晚，在那几分钟的时候，留下最美好的那一刻?导演说你把歌篇回去好好看一看，听听音乐。回家之后，就在家练这首歌。我爸妈听了就特别地感动，这一下就触动了我的内心。我说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的，对爸妈又有多少关照呢?那首歌里写的那些词，一直触到我内心的情感的每一个细胞，让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是非常之打动人心的，但是就是可惜。我跟导演讲，能不能就一对夫妻唱，不用出现两对。导演说不行，说设计的春节晚会最后出的画面就是这样的，一边一个那个家的大红门，我先跟陈红出来，那边是江涛跟张迈出来，四个人一起这样唱的。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的那份亲情更能够打动人心，没有什么比这首歌更能触动老百姓的心，更能够打动我了。
九十年代，中国的几大歌星纷纷跟海外签约，然后开始他们新的唱风的转变，商业模式炒作的转变，也有来找我。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签我，因为我在中国成功了，而我在中国的成功是谁把我捧红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把我捧红的。我从六十年代出生，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经历的风雨，到改革开放，到让我上那么多届的春节晚会，我心里一直都知道，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一切，我要报效这个国家。所以当很多的歌星签往海外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信念，我就告诉自己，谁把我捧红的我就跟谁签。所以我选择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最有声望的、最一流的、最被老百姓敬重的歌舞团，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进入到总政歌舞团应该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变得与众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刚当兵的第二年1994年，美国迪斯尼的一个动画片叫《悲惨世界》，要在亚洲上演。唱片公司就找到我，让我试音试唱。当时定了是在1994年的四月份，在上海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四月份的时候，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部队的任务来了。下部队的方向真的也巧了，真绝了，就到了舟山群岛。舟山群岛与上海隔海相望。我就想能不能下部队请几天假。我去找了团长，我说以后还会有很多下部队的机会。但是当时团长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你可能这辈子来舟山群岛就这一次，因为全军的部队太多太多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消息就在这个登陆艇上传开了。那个艇长就把我叫到这个登陆舰的驾驶仓，用军线电话摇到舟山群岛的驻守部队，那边的几个小战士说：“蔡大哥，我们等着你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当兵的吗?我妈说了，说蔡国庆(那样)的大明星，都去当兵了，娃啊，你也应该去当兵。你可一定要来，我们等着你，一定要来，我要把你这个演出让连长拍个照片，给我妈寄去。”
我心里听得特别不是滋味，看着我的这身军礼服，看着我胸前的三等军功章，我知道共和国的军人是最可爱的，你们一定要相信在这个社会，那八个字是有力量的，那就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中国军人就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在船舱里我想到了这些，我知道我应该要把我的歌声永远地留在军营，永远地为报效祖国的人歌唱，这是我一生的荣光。我觉得我的选择最重要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报效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深爱这个国家，我们不爱中国谁爱中国?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真正的人生梦想，是成为一个外交家。但是我父亲却毫无保留地教我唱歌。当我十岁出第一张唱片，十一岁可以进到国宴上，可以代表中国的孩子，站在那儿唱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训练是非常之重要的。年少的时光，父亲帮我决定了一切。当我在十二岁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当时老师说这个孩子他的气质过于清秀、过于文弱的话，他唱歌再好、表演再好，我们可以不要他，因为未来他到话剧舞台上，他没有角色可以演。因为在那个年代，那个演员是非常之粗犷的、豪放的那种形象。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我父亲知道。随后在最后一次考形体课，当我正要准备迈进考场的时候，我父亲一把把我拽住，“千万不许跳舞。”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在少年宫也学了芭蕾啊，很棒啊，多好啊。爸，我都准备了一段芭蕾舞要跳呢。“听我的，绝对不许跳舞。”我说那我干什么?“你给我练一段武术。”在十二岁之前，我真的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练了武术，学了三年，那个架子功是有的。我就听从我爸爸的命令，练了一段武术。当我从考场出来后，我爸爸说太棒了，老师已经传话出来了，“谁说蔡国庆这个小朋友没有这个工农兵的气质啊?你看看那打的武术打得多虎头虎脑的感觉啊。”
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1981年分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做话剧演员。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话剧舞台上，我演过大树，这是我演得最棒的角色，我还演过抹布呢。这个角色发挥了我的舞蹈的才能，因为它没有台词不用讲话。其他演员都有话可讲，我就演一块抹布，早上起来，同学们要打扫课桌了，打扫卫生了，他们一扔我，我就课桌上一滚。我觉得在话剧舞台上，我找不到自己该有的那份成功感，该有的那个位置。我就突然觉得，我为什么我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只能演大树、演抹布呢?什么时候才能演男主角?
就一年等一年，一年等一年。所以八十年代听到海外的流行音乐的时候，我猛然又想到，我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回去唱歌?我不能光在话剧舞台上做块抹布，被人抹来抹去，抹来抹去。我多想站在舞台上，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可以发声、可以演戏。所以我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就1986年，我就去做这个流行歌手了，我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个舞台，我不再是那个少年的歌手，我要成为一个流行乐坛的歌手。
你们都是锦瑟年华、风华正茂，你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择，你必须要做一个心智非常之真诚美好的人，要坚守你内心的那份信仰，坚守你内心的那份对生命美好的坚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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