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揭示自然的内在规律，说明其何以如此、将会怎样;技术则研发利用自然规律改造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手段，解决实践中人应当怎样、可能怎样对待自然的问题，下面是一篇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论文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前言
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对于以往生存于高楼深院的科学技术研究，从学术理念和行为方式两个方面带来了深刻变革，使其由以往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以科学技术理论发展为导向、在科学技术研发与教育内部循环，变为现在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科技研发的社会组织体制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要"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要"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所有这些关于科技研发体制及其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政方针，既强调了科技事业发展必须认真遵循包括认知与价值规律、创新和传承法则等在内的文化逻辑规范，又充分肯定了科技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法则及其资本逻辑的要求，严格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其间最为集中的思想内涵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研发的文化逻辑及其组织机制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问题，把握资本逻辑介入科学技术研究所形成的效应。
一、资本运行与科技研发内在的逻辑关联
广义的自然科学体现着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涵括了科学、技术两个方面。科学揭示自然的内在规律，说明其何以如此、将会怎样;技术则研发利用自然规律改造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手段，解决实践中人应当怎样、可能怎样对待自然的问题。总体上讲，科学文化为技术文化及其实践性运用提供理论基础;技术文化是科学文化的实践延伸，为后者提供物质条件并在社会生产中实现其认识价值。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与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运用，总是伴随着资本逻辑的魅影。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它们与资本的增殖和发展同时空推进。"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
资本来到人世，在推动和利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令马克思赞叹不已："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凭借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才有了社会生产力一次次的根本性飞跃，才有了人类在自然界及社会生活方面一次次的伟大解放，也才有了资本运动一次次的急剧扩张。在科技文化、社会生产与资本运动三位一体的历史发展中，科技文化为生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技术、工艺，进而为资本扩张提供新的自然可能性和财富空间，并以工具理性的文化逻辑贯通科学技术与资本运作两个场域的精神境界。社会生产作为联结科技文化与资本逻辑的中介，一方面为科技发展提出需要，提供实践目标与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将资本运行的逻辑及其形成的财富力量反馈于科技文化，引导和推动它的发展。这样，也就衍生出了科技文化与资本运作的逻辑交织。
科学、技术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之关联，因为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联系方式不同而互有区别。当我们把科学定义为探索自然规律本身，获得客观真理的活动与成果时，它与社会生产、经济事物的关联相对较为间接，其投入和产出，不能构成经济等式，投入的是人财物资本，产出的是科学认识与思想理论，两者于质于量都无法对等度量。因为这一根本差异，基础科学的研究一般难以直接与资本逻辑对接，也不能完全产业化组织、市场化经营。它是人类公益性的而非局部群体盈利的事业，其产出成果为社会共享，其投入责任也自然由社会共担，其价值实现具有长远性、非加和性、不确定性、风险性，这更难以用投入产出经济兑现的资本逻辑去运作。像宇宙学、量子力学、纯粹数学、理论化学、脑科学等远离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的科学事业，便只能由国家和非盈利机构组织社会资源投入，才能维系和推动其发展。但基础科学文化生产这种与资本逻辑的联系间距并不能绝然否定两者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曾经谈到：物质生产及其经济方式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一是"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3]
二是历史上正是由于大机器工业生产问世，"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三是在科学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之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
笔者从文化与资本的逻辑耦合来分析基础科学的特征，得出如下认识。首先，科学研究的选题不是绝对自外于社会生产、经济发展需要的。后者在历史行进中遭遇的种种挑战和难题，会通过生产技术、实用科学的紧张、问题突起而倒逼基础科学研究。社会需求经过技术的倒逼而产生的科学驱动力，如恩格斯所说，比数十所大学的力量还要强大。而这种生产实践给科学研究的"出题"常常反馈到国民经济运行和安排的信息编程中去，一则引发企业以产学研结合方式对技术开发与相关基础研究统筹兼顾，甚至直接进行某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与资本投入，在技术产业化研发中也带动基础科学的研究。二则能引发政府和科学事业机构的关注和投入，像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指南编制、招标项目的提出、科研课题的立项及经费下达，就有大量源自物质生产、经济生活的命题，是资本逻辑国家运作的一种指引、安排和推动科学文化生产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地表达了"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文化逻辑，又曲折地表达了科学文化与"资本"之间社会化的逻辑关系。它让基础科学研究的公益性、长远性惠及全社会，又让其难免的风险性、非经济致利性带来的无偿支付由社会负责。基础科学研究的文化生产受到科学认识自身发展规律、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在认识与实践方面互相促进之规律的文化逻辑规定，又受到来自国家及其事业机构依据经济运行的资本逻辑对科学研究给出的投资和政策引导的规定，还可得到生产企业在产学研结合中直接给予的资本力量支持。它们曲折地实现着科技文化与资本的逻辑交汇与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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