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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引发社会关注。2016年开始，新一轮高校建设将拉开帷幕，目标是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究竟什么样的大学叫世界一流？如何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我们的差距在哪里？靠钱能不能堆出一所理想的大学？11月5日，全国政协第四十一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会场，来自高教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权威专家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济济一堂，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观点比拼，关键词有两个：“特色”和“水平”。
座谈会一开始，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介绍了近些年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果和问题。他毫不讳言地指出，我国虽然是高等教育大国，但整体上大而不强，高校特色需要进一步彰显，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目前，高校办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高等教育发展不协调；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制度尚不健全。
杜占元的开放姿态，让到场的委员和专家们打开了“话匣子”。围绕如何突出高校特色、提高高教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时有争论却气氛和谐，透着浓浓的协商意味。
千校一面为哪般？
湖北有67所本科院校，开设英语、营销、经贸等专业的就超过50所，最终人才“产能过剩”。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在一次调研中发现，各个高校从发展规划到专业设置，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最要命的是，这些设置并非出自区域发展所需，“企业和学校仍是隔河相望两茫茫”。
标准化的过程是个双刃剑，一方面能快速提升整体水平，但它的副作用同样明显。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委员一言以蔽之：“有的院校急功近利专升本，有的追求学院更名大学，有的盲目争取硕博点，有的一窝蜂综合性研究型。究其原因，分类不清、盲从于指标堆砌的所谓一流，评价标准和资源配置看中的是数量规模，‘985’、‘211’、一本、二本、重点学科等显性指标没有和质量共性挂钩。”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委员认为，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程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项目驱动，二是指标牵引。尽管两者互为补充的发展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发展不足的问题，但其本身的不足也渐渐显现：“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高校办学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势，由于各种专项计划和各种评价指标，涉及到高校的办学经费和办学地位，所以对高校的办学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就是高校办学的指挥棒。”
“屠呦呦获诺奖给我们当头棒喝，不能唯指标论，必须打破无处不在的数字崇拜！”马德秀疾呼，她开出药方：改革过度功利的评价体系，标准要区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赋予不同定位的高校同等地位；评价要突出特色水平，重绩效、重贡献，并依托第三方评估，形成多元评价；资源配置要改变政府完全按学生规模拨款的方式，既提高生均经费，更要依据特色水平考核绩效、配置资源。“让高校都能各安其位，静下心来在各自类型中追求一流。”
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委员也在此问题上作了呼应，他认为，我们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985”“211”等国内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本以上的大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学术型综合大学。这种牵引和示范作用，不仅使我国高等教育千校一面，失去特色，而且造成二本、三本学校盲目跟踪效仿，使应用型高校基本没有发展和上升的空间，造成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
“应抓紧制定我国高等院校的分类评价体系。当前，应该优先解决学术型与应用型两大类标准体系，对于学术型高校建议通过提高标准，严格控制规模，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对应用型高校则宜粗不宜细，要适当考虑不同行业背景，由国家制定通用标准，各省市和各行业、各学校可以根据国家的指导意见制定其细则。”朱和平说。
简政放权为高校松绑
“什么时候评价别用工程的数字来衡量我们办学，这就有希望了。”在一次基层调研中，李卫红委员遇到一位老校长，他的这番话让李委员印象深刻：“现在的指挥棒太单一了！简单化、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评价体系，让学校苦不堪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委员的发言题目旗帜鲜明：“简政放权，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发言也是直言不讳：“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程序复杂，它的人手又不够，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使得许多该做出的决策迟迟做不出来，该给的预算迟迟不能到位，从而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贾庆国说：“高校校长根本没有多少发挥管理者作用的空间，必须简政放权，高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校长，才能够更好地从事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创新，才能更合理地分配科研资源和改善研究质量，才能大幅减少浪费。”
陈群则感慨：“在中国做大学校长，一方面非常辛苦，因为需要面对各种专项计划的竞争，各种指标要去追赶，你头顶上有很多指挥棒；另一方面又很简单，因为你只要跟着这些指挥棒走就行。”他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留给学校的领导发挥空间是有限的，使得高校办学会逐步出现同质化的趋势，也使得高校很难结合自身的传统和社会需求来专心办学，走特色发展之路。
陈群认为，从国际国内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对高校进行评估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都在对高等院校进行评估，也都根据绩效进行资金的分配，但是过于频繁、量化、指标体系过于繁杂的评估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改革评估方式，强化综合评估，延长评估周期，优化评价体系，尤其是应该科学区分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建议可以借鉴欧洲一些国家大学管理制度，建立和校长任期相对应，与学校下一轮获得综合投入相关联的综合评估，使得高校在一个建设周期里专注于内涵建设，来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委员则认为应改变现行的财政拨款使用机制，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相对简单粗糙，不能考虑学校的实际办学成本，缺少对高校的合理分配、定位，绩效评价标准和公开竞争机制存在高校身份互换，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他建议在现行生均综合定额基础上，根据物价变化，建立高校生均拨款定额增长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研究生生均差别拨款机制。特别是加大基本支出在财政拨款当中的比重，扩大高校统筹安排使用经费的自主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财政拨款的精细化管理。
面向需求育人
“有些高校前三年教学方式呆板、内容陈旧，课堂成了抹杀创造力的流水线；第四年纯属放养，或应聘、或考研，毕业设计纸上谈兵，专业实习走马观花。国家没有法律强制，社会不愿协同育人，学校缺乏动力能力，创新人才培养何来保障？”座谈会上，马德秀委员的发言，带着冲劲。
大学毕业生眼高手低，实践能力差近年来引得不少用工单位吐槽。几位委员在发言中都提到，这与高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人才知识结构不无关系。
人力资源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委员们针对人才培养问题，提出许多新锐意见：应针对学科专业结构，加强高校与产业、行业、企业深度结合；要研究国家区域产业发展、预测人才需求，通过政策导向倾斜投入，倒逼高校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行业企业要主动参与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同时，社会要在产学研合作和实习实践的机制上求创新，形成全社会育人的制度突破和文化氛围，共同培育经得起社会考核的人才。
“没有高水平的应用型高校和高质量的生源，如何培养出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朱和平反问，“我们曾经有过大批高水平的应用型高校，可惜他们都转型为学术性型综合大学了。”
朱和平认为，应用型高校关键在特色，要形成特色则需要历史的积淀、行业背景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以及相应的标准和评价体系，相对于学术型大学，其实应用型大学建设难度很大、投入高、周期长，并且需要建设实践的平台。
“是时候搞好顶层设计了，应下决心拿出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下决心要压缩学术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规模，特别注意安排部分‘985’‘211’高校整体或部分转为应用型高校，重点是与行业对接，解决前瞻性、前沿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应用型高校。”朱和平建议。
教师是教育之本。作为座谈会邀请的权威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瞿振元关注的是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有专任教师150多万人，其中110多万人是过去10多年间扩招后补充进来的，教师队伍明显呈年轻化。他们“研究生学历多，高级职称少；学习时间长，实践经历短；在校经历多，对社会了解少；教学有热情，执教能力不够强”。
瞿振元建议国家应在“十三五”期间，实施“高校青年教师发展工程”，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为期5年的大规模教师培训工作，提升教师职业能力，帮助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加强对中国国情和实践的体认；在继续支持少数拔尖人才成长的同时，采取特殊措施，认真解决广大青年教师在福利待遇和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我们提倡创新创业，但如果一个学生连本行业的情况都不了解，他们怎么创业、怎么创新？”天津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平委员关注的是大学生培养的实习实践环节。教育部有明文规定，大学四年，文科学生实践不得少于15%，理工农医不得少于25%。“但是目前为止，试问哪个学校落实了？”
刘建平认为，应进一步树立全社会育人的观念，高校培养人责无旁贷，但企业、社会都有培养人的责任。“现在企业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学生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习实践的环节落实不了。”
刘建平建议，国务院或相关部委联合出台政策，采取一些发达国家的方法，比如企业接收学生，可以抵扣税收，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补贴，必须要给予最低的工资标准等。政府、社会、高校一起搭建一个大学生实习实践的平台，这将对国家的创新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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